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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西南军区(1)


  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90 万人。其中起义的就有56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呢?贺龙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真处理,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成都战役结束后,1950年1月5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三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进行整编。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作用。1950年1月29日,贺龙签发了成立工作团的命令。随后,便挑选了一批干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六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四和第九十四军派出了工作团,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

  2月8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他说: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改编要选好突破口。第一步,改编王瓒绪的部队;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的部队;第三步改编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制度。

  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的高级将领的工作。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年1月11日,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蓉光电影院召开欢迎国民党军起义军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董宋珩、王瓒绪等高级将领,以及他们部下的团以上军官。贺龙登上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从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短短的几句话,特别是“同志”和“共事”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一下子使贺龙与起义军官的距离缩短了,台下爆发了一阵充满感激之情的掌声。贺龙接着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官兵,一向是热诚欢迎的。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完成整编以后,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但是,大家首先要做到推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座的诸位中,可能有人有顾虑,怕过去是解放军的对头,现在得不到宽大。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论过去是高级将领,还是下级军官,只要起义或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宽大处理。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接着他谈到了“改造”的艰巨性。指出:“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头脑中取消了‘名’和‘利’,就会大大减少痛苦。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过去。那时候我带的部队,就是我私人的本钱,把一排人拉过来就当连长,把一连人拉过来就当营长。今天就不是这样了,部队是国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过去养成的恶习,必须彻底改掉,迅速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给人民当个老老实实的勤务员。”

  贺龙针对起义军官的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讲了3个小时,然后同起义将领们一握手。许多起义将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郭勋祺刚一散会便说:“贸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仗的老对手。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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