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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8)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月24日,贺龙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纠集了11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天内,就发生了170余起抢劫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1个师,力量单薄。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已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绽,800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在会上,贺龙指定由市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月27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

  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近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月中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这样一来,20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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