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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联防军司令员(5)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运销30万驮盐和土特产,种棉花15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⑧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少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 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百。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1943年3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月,他号召部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 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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