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三章联防军司令员(2)

第十三章联防军司令员(2)

　　毛泽东先让他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他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团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1942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又挑起了一副新的担子。

　　“你的兵练得不错哪！”

　　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〇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42 年10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不久，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分区视察。走了一遍以后，他感到忧虑。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眼下，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快，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一二〇师独一旅的1个团已于1941年调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〇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虽然预有准备，但贺龙还是不很放心，又向毛泽东建议，再从晋西北调1个旅过来。毛泽东同意了。6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三五八旅进驻鄜县（今富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部署完毕以后，他又到关中分区亲自检查了一遍。当他返回延安时，延安各界正在文化沟体育场召开纪念抗战6周年纪念会，进行反顽斗争紧急动员。人们知道贺龙刚从南线视察回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讲话。他走上讲台，感慨地说：“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了，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③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③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什么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子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显得尴尬。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决不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贺龙的话激发了群众对顽固派的同仇敌忾，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冒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军等8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送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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