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47)_秦德君

四七

　　三、携手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动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民主同志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在一次筹备会上，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已经故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非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不可，誓不罢休！”1945年10月28日，“民联”在曾家岩50号开成立大会，到会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总部机关就设在我们家，我也被推选为中央5个常委之一。主要任务是建立与扩大爱国主统一战线。“民联”的分支机构包括全国各省直到海外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加拿大各地。这时我们的家又是川流不息的人来联络，有一次川军的潘文华、刘文辉等也派人来联系，春涛说：“这些人不满意蒋介石，但对共产党又诸多疑虑，所以愿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起这方面的桥梁作用。”1948年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民联”就和“民革”合并了。

　　国民政府还都回南京后，重庆各界人士纷纷东下，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春涛是坐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由重庆飞往南京的。其他“民联”的人员则是坐冯玉祥的“民联”号江轮去的南京，交通员郭凤涛押送行李和各种文件随行。

　　四、并肩参加隐蔽战线的斗争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走时指定吴克坚作为春涛的联系人。“民联”转人地下，活动中心也转到上海。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大批镇压民主人士，民主阵营人士纷纷转到香港。我和春涛也打算到香港。吴克坚转来“翔宇”（即周恩来）的电报要春涛留在上海，开展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策反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的正面的作战。各地“民联”的策反工作也都通过春涛与共产党联系，具体的就是与吴克坚联系。

　　春涛与吴克坚经常碰头，有时共同召集一些会议研究工作。这时就形成了吴克坚、郭春涛、徐大可、秦德君的一个事实上的四人小组，中共地下党员徐大可负责与党内的交通，我则负责与党外的交通情报的传递。春涛全心全意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广泛联系各方面的关系。像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湘军的程潜、陈明仁，浙江省主席陈仪，驻澳大利亚大使骆介子，国府委员邵力子，还有海军方面如重庆号、江阴要塞、吴淞要塞等，这些都是春涛通过“民联”或个人的各方面关系进行联系，如吴淞要塞是通过徐友擎，江阴要塞陶司令叛蒋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全国解放与新中国的成立。此外，还有如配合党组织准备发动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总起义，准备进行的活捉蒋介石父子于复兴岛计划，对上海警察头子毛森的处死活动等等。可惜这些计划都没有完全成功，但对劝诫敌人放弃顽抗则起到一定作用。我们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对爱国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的搜捕活动，如春涛从内线得知蒋介石要暗杀宋庆龄女士的消息后，立即告知党组织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为此等等。国民党下令搜捕地下市长郭春涛（化名胡君健）的通缉令，悬赏美金20万元。

　　1949年5月14日，春涛与吴克坚等人正在寓所开会，命我去拿海军方面的材料。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离开所住的弄堂时我被捕了，为了及时通知尚在住所开会的春涛他们，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与国民党军警大吵大闹的办法，引起了群众围观，交通堵塞，从而惊动了春涛等人，使他们得以立即疏散隐藏起来。

　　在监狱中，我顽强地与敌人开展斗争，受尽各种酷刑。由于我已生命垂危还没有口供，国民党企图延长我的生命以设法套取地下活动的情况，便将我送往提篮桥警察医院，解放军临近上海时，我被判处死刑，只是因大军进军神速，切断了警察医院与他们总部的联系，死刑未能执行。

　　五、我们双双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成立

　　全国解放后，春涛和我都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的筹备委员，这筹备委员也就是即将召开的第一届政协的委员，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正在这万众欢腾之际，不幸我却遭到冤屈。从上海来电诬陷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出卖组织，我被立即撤销了第一届政协筹委资格。最初我们还不知道事出原因，春涛勇敢地据理力争，要求多方查询事变的原因后，方可做结论。遭此不白之冤，我痛不欲生。春涛和我并肩战斗多年，他坚决信任我的气节，相信我决不会有此事，他鼓励我回上海去把事实搞清楚。面对忠实的战友如此信赖，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安慰。

　　1950年3月，我起程回到上海，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澄清了事实，否决了诬告，恢复了我的清白，调查的事实表明我在狱中表现是英勇的。正当进一步查问这横祸的来由时，突接上海统战部转来北京急电言春涛病重要我返回北京。恰如晴天霹雳，我等不及作完结论即匆匆赶回北京，见春涛已气息奄奄病卧在北京医院。医生诊断春涛的病是膀胱癌，已到晚期，手术无效。

　　春涛的病早有端倪，时因开国之初，百废待举，春涛担任第一届政协的副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由于春涛工作勤奋，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又强，周恩来总理特别欣赏和信任他，诸般事务诸如起草和他工作有关的各种政令、政策、条例等文字工作，大都压在春涛肩上，他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由于任务很紧迫，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我常在深夜醒来，还看见他伏案疾书。那时春涛已有尿血的症状，我多次劝他去看病，他总说等忙过这一阵再说，而往往是忙完这一阵，下一阵的任务又来了。我去上海之后，没有人管他，他就更加不把疾病放在心上，还是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高烧才送往医院，诊出已是癌症晚期，虽经多方治疗，终已回天无术，于1950年6月30日3时，黯然长逝，舍我而去了。

　　春涛走了，他为新中国的奠基与创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死在他最后的战斗岗位上。诚如周恩来总理拉着我的手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他是累死的。”周总理为他主持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周总理亲笔为他题写了墓碑。在墓碑的上方，刻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春涛：在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来怀念你。我们共同奋斗所建立的新中国，如今是如此的繁荣昌盛，你应该无憾了吧！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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