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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天又亮了,一群护士跟随着一个大夫走进来,给我换了一回药又走了。两扇网着铁丝的又厚又大的玻璃门“砰”的一声关上,还加上了大锁。趁着屋里没有看守的时候,我用心地观察周围环境。刚才大夫进去的两扇大门,除了一层玻璃门以外,还有一层柳条形的铁柱子,在铁柱以外还有一层粗铁丝网,三面朝外,都是玻璃窗,窗的装备完全和那两扇大玻璃门是一样的“铁窗风味”。长方形房间里,床头对床头地摆着十八张病床,中间有一条宽宽的走道,床与床之间有一个茶几,茶几上都有一把白瓦壶,一个茶杯,床上铺的白布床单、白布枕头,不但已成灰色,而且又脏又破。还有一床盖的深灰色毛毯,也是如麻袋般掉了色,还发出难闻的臭气。

  同屋那位好心的姑娘,把她的枕头、被毯、用具等等,都搬过来,在挨着我的那床上,和我并头躺着。我问她那么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也到了这个人间地狱。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她的经历。“我叫丁德华,苏州人。我的丈夫刘俊臣,安徽人,他是共产党员,他本来姓解,在京、沪、杭一带做地下工作,是军事方面的,被叛徒出卖了。三个月前,我从苏州给他送衣服到上海,走进家门,正闯上特务在抓他,结果特务就用一副手铐把我们俩铐在一起,抓进了黄浦第三分局。”她说到这里很难过地低下头,沉默了一阵,又抬起头来说:“我的丈夫是在八十多名准备起义的警察人员被集体枪决以后,才提出去杀害了的。他是被几个人抬出去的,因为上过几次老虎凳,两个膝盖骨都还不了原了,不能行走。他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我说:‘别着急,我还会回来的。’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同号的难友们怕我受的刺激太大会流产,才联合要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说着说着,她喉咙哽咽,泪珠儿滚滚。

  她缓慢地在我们两床中间,双手捧着隆起的肚子踱来踱去。我望着她那因严重缺乏营养而变得蜡黄的脸庞,鼻子直发酸,不由得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是的,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不仅夺去了她的丈夫,也夺去了未出世的孩子的爸爸。

  丁德华姑娘端起一壶凉水在嘴边喝了一阵,又斟了一杯凉水来喂我,然后又断断续续告诉我她离开黄浦第三分局前夜的情景:“我丈夫被杀害的那一个晚上,特务又把我提出来,要我写遗嘱,威吓我。他们在黑夜里拖着我绕了很多黑巷子、小夹道,追问我还有些什么人与我丈夫有联系,我说不知道。我原以为自己会被他们杀害在黑巷子里咧,谁知道又把我拖回来。天亮以后才把我送到这人间地狱来了。”

  我们正在谈话中,远远传来一阵密集的大炮声。丁德华激动起来了,她对我放开嗓子说:“大姐姐,敌人欠我们数不清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对!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窗外又传来阵阵炮声,隐隐约约还夹杂着枪声。在黑暗的魔窟里,我仿佛看见一线亮丽的曙光。

  5月25日这一天,是我来医院的第四天了。特务们在这四天不让我死去,为的是继续拷问我,在处决我以前,再从我身上榨取些情报。但是四天过去了,国民党警察局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来要人。好心的丁德华为我提心,暗地里不知已哭了多少场了。

  我知道,自己已是被反动派判处死刑的人了,逃脱不了厄运。但是我的心很坦然,很平静。我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我感到光荣。我一生颠沛流离,历尽沧桑,但始终向往着革命。我的引路人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是我的光辉榜样,我要像他们一样,从容就义,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正当我躺在这名为医院实为监狱的病床上,左思右想时候,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终于在24日傍晚进抵上海市区徐家汇。当晚9时占领了常熟路国民党警察分局;午夜1点进入四马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察总局。25日黎明4点钟,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被黑暗笼罩了100多年的上海,现已大放光明!600万上海人民欢腾起来,到处是欢歌笑语。虽然在四川路桥、闸北、提篮桥、杨树浦这些地方还有小股国民党军队企图作最后挣扎,但已是螳臂当车,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了。

  25日上午8时,医院里照例送来霉米掺砂石、稗子、糠壳的“八宝稀粥”和夹着泥沙的“雪里红”,份量似乎比往日多了一点。中午时分,警察总局还没有来提人的消息。午饭时的黄豆芽菜里破例漂浮了几点油珠。我仍然勉强地只喝了很少一点稀粥,把那一点点“雪里红”和黄豆芽都省下来给那怀孩子的难友。丁德华今天似乎特别兴奋,竟然增加了食量。

  厨房老司务破例自己上来收碗,他热情地把我的床搬到墙角边去,说这样可以免得中流弹。他悄悄告诉我,外面乱得很,苏州河以北到提篮桥一带正在进行巷战。啊!解放军已进入上海市区了!真是神兵从天而降啊!我侧耳细听,果然有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传来。我的心猛跳起来,这些天来我像个冻僵了的人,现在才又解了冻,重又感到世界的温暖了。

  那个往日神气十足的白衣大夫,一出现,就弯腰打躬地向病人道歉说:“我姓屠,对不起,因为马路上拥挤得很,所以来迟了。”

  那个送开水的工人借添水机会,悄悄地对我说:“今天清早4点,上海市区就解放了。警察总局也被解放军接收,我们院长已经接到那边来的电话,但是还有一股从吴淞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有300多人冲进这个医院里来了,院长不准那些败兵上五层楼。他们是新从台湾调来的,还不知道这五层上有你们‘政治犯’呢!”

  那一群女护士也进来了,她们变得十分和气,将我们被剥去的衣服都送了回来,还好意地说:“警察总局有电话来,请依放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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