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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我心里又有些紧张起来,惟恐那群恶浪会转而追问左邻右舍,问出我住的那一所洋楼,这所洋楼现在不但有同志们在开地下军事碰头会,并且还有许多文件,如果名册档案、通讯地址、电话号码落到敌人之手,那就不堪设想。我灵机一动,决定来个调虎离山,把他们暂时调到军统的特务机关去,让他们自伙儿狗咬狗。我于是很镇静地说:“我姓王,并不姓胡,住在华龙路6号永生大楼25室。’”这时新赶到的“红色堡垒”怪声怪气地吼叫着往息村冲来,我被押在车上,周围被武装特务围得水泄不通。矮小特务听了我的话,似乎怀疑已经提到手的宝贝,是否捉错了人,他挥舞着不拿枪的另一只手,嘶声哑气地吼叫:“赶快叫另外一辆车,把姓孙的小子抓回来,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追赶姓孙的汽车飞快地开跑了。湖北口音的恶狗红着一双眼睛,指挥司机快开车,向永业大楼飞驰。在我这辆汽车前后夹着许多小汽车和摩托车,简直天翻地覆。

  汽车刚到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门前,姓孙的汽车从背后飞驰前来,他大声嚷叫:“快回来,把车子快开回来,别上那个女人的当!永业大楼25号是我们的机关呀!她就是胡小姐!胡君健昨晚的电话明明白白指定我在息村附近拐角等她,她既然从息村走出来,她当然是住在息村的呀!”

  特务们听了暴跳如雷,又手忙脚乱地把我押到息村的弄堂口来,他们把我从小汽车上拖下来,推上一辆大型的黑色警车。这辆车周围满布铁丝网,在车厢正中间安放着一个特制座位——帆布椅子,椅子两边带有四根一寸多宽的帆布带子,我就被绑在这特制座位上。有一个特务把手枪指着我的胸膛,扳起一副像铁皮般发青的脸孔,追问我:“胡君健穿的是西装还是长袍?戴眼镜没有?你们在几号开会?”我根本不理睬。那铁皮脸忽然停顿一下,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从息村里走出来的,你还想东推西赖,我一枪打死你!”

  我心想,已经和他们拖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息村里的同志们想必已撤走了吧,为了不连累房主人马少荃,我便回答说:“门牌号码我记不清,我是从上海市潘公展议长家里走出来的,想不到会闯上你们的码头。”事实上我何尝认识什么潘公展议长,只听说他在息村8号住过,那座8号洋楼也是地产大王的房子。于是这群魔鬼来到8号,一问,潘议长全家早已去台湾,又了解到我并没有到过8号,特务们恼羞成怒,那个铁皮脸小个子冲上大型警车来,用手枪柄狠打我的脑袋。我眼里顿时火花直冒,头上冒出了鲜血,顺着脖子直流,一直流到前胸和大腿上,只觉得潮乎乎的。

  那群恶魔把整个息村都翻遍了。他们把居民全都赶到弄底公共花园的台阶前,像对待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派一群特务包围起来。两个特务把我拥进息村的公共花园里,息村居民看到双手反铐,鲜血满身的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要大家辨认时,都惊呆了,房主人马少荃一只手扶着拐杖,也站在我面对面的人丛中间。他脸色苍白,身子哆嗦,我为了暗示马少荃抢先说:“在这个息村里,我只认识潘议长夫妇,其他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很糟糕,马少荃被吓昏了,没有假装不认识我,他战战兢兢地指了指我,又指着死弄堂底外那座洋楼,说:“她,胡小姐,住在那个洋楼里,她是我的房客,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来的。”

  糟了,暴露了,同志们的安全有危险!我的热血一下子就涌上脑门。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马少荃正向特务们交待的时候,那个看上去是围墙的两扇白铁大门忽然轰隆隆一声被打开了。一群野兽怒吼闯进去,把我也死命地往里拖,然后两个持枪的押着我站在假山石面前。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我的呼吸感到窒息。我仿佛觉得自己忽然轻飘起来,钻进假山的肚脐里,又从绿油油的铁葱树腰间穿过,经那个小竹篱门跑出来,经过平民住宅区飞跃到枫林桥,很轻松地到达沪西愚园路底台湾人李伟光的医院,远远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仿佛还看见郭春涛正在打电话和朋友们说:“老太太病重,住了医院。”这句话是我们的密码,指我已被捕。但这不过是幻觉罢了。

  特务们把三层洋楼翻腾遍了,一无所获。他们涌出来,驳壳枪都大张着机头,故意弄得“达达”直响,借此显示他们的余威。特务气极了,拼命地在我头上发泄怒火。他们像要把我拖下油锅似的,把我拖到楼下大客厅里,仰面捆在正中间的长条餐桌上,扯着我的血淋淋的头发使劲往下拉。有个特务向房主人家里找水壶,准备拿壶水灌我的鼻子,房主家的人东游西转假装找不到水壶。特务们喊喊喳喳,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突然又咆哮起来,宣称我是“飞贼”,把我夹在原来大型警车的前座上两特务之间,两边仍然排列着摩托车,车子不断发出怪吼,把我送到江西路四马路的上海市警察总局大门前。车慢慢地停下来,引擎也渐渐不响了。

  八 身陷魔窟 宁死不屈

  四马路上海警察总局的圆形大门是花岗石条砌成的,它像吃人的野兽张着大嘴,不知吞啮过多少正直善良的人。当大型警车慢慢开进这个人间地狱停下以后,特务们把我从车上拖下来,好像惟恐我会从那斗方的天井上空飞跑了,死死地把我夹在中间,飞快地押上一座高楼。我只觉得是在腾云驾雾,不知东南与西北。特务们边拖边嚷着:“盯了四天,才捉到你这家伙,害得我们好苦啊!”

  大约是到了第五层楼。特务们把我推进一间光线微弱的长方形大房间里。房间大窗户下摆着一张两面开抽屉的大型写字台,左边坐的是个贼头贼脑戴近视眼镜的特务,右边坐一个记录口供的特务,手里握着一支笔。他们眼盯着一群魔鬼把我拖到大型写字台前头早已预备好的单人沙发上。左边那个戴眼镜的反复翻阅卷宗,瞪大了眼睛,恶狠狠地问我:“据报告,你还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你16岁就做共产党,大学生,还留学日本。”他哼哼怪笑两声,又接下去说:“你现在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你被大毛出卖了,你晓得吗?大毛就是给你们开车的姓孙的司机,你晓得吗?”那个特务眼镜片后面的暴眼珠子,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停顿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又继续说:“你知道吗?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哪!也是个女人,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赶快把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交出来!把胡君健和你的孩子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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