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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九月二十三日,沫若和立群陪同宾努等人回到北京,即由组织上正式向他传达了“九·一三”事件,这对沫若当然震动很大。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不顾疲劳,经常代总理接待外宾,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十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和立群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立群拉着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是的,年龄毕竟不饶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的沫若,要爬上长城谈何容易。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沫若积劳成疾。十月中旬,他本被派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终于病倒在新疆。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比病魔可怕得多,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沫若预感到这是不吉祥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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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均据笔者1986年6月25日访问王廷芳谈话记录。

  果然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下去,妄图发动对沫若的公开批判。是毛主席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并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恩来。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立群:“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大张旗鼓地“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这样的乌云滚滚而来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象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江青在会上就诬蔑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些毒如蛇蝎般的语言,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象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舌噬,“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

  晚上,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前海西街十八号沫若的家,沫若不愿说话,立群面临这又一次袭来的风暴,真不知怎样安慰老伴是好。就在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探望,对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具体指示有四条: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在场的人听了总理这无微不至的四点指示,无不感到他对革命老同志的真挚感情与爱护,这与“四人帮”一伙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沫若听了这话,酸甜苦辣万般感触都掺杂在一起了。自己不能为恩来分挑一些担子,却要他在如此繁忙之中一再为自己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沫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回想总理在大会前后也曾亲自来看望两次,多少年的老战友肝胆相照,何况他还是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怎么会不了解沫若呢?因此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著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熨贴了沫若受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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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副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批评沫若骂了秦始皇,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纠缠不清,妄图压沫若检讨,压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清楚历史和人民是他最好的证人,对历史发展起过作用、为人民所欢迎的著作,最终是无法用权力把它们从人民的心窝里剜去的,况且毛主席就曾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他相信几个跳梁小丑能一时搅浑了水,毕竟不能阻拦历史长河的流淌。二月十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沫若,她也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摄制的记录片《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周总理。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跟她答话。这场“疲劳轰炸”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直到天已大黑了,江青才走。沫若感到五中如焚,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再也受不住这样的摧残,当夜他就发烧了,由于疲乏到了极点,他希望当晚别把他送往医院,但大夫上门诊治后,坚持非送医院不可。待住进北京医院,他已烧得神志不清。从此肺炎这病魔一直紧紧攥住了沫若,前后进出医院十多次,住在一 〇一病房的时间远比在家中的时间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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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

  周恩来知道了沫若的病情,马上指示大力抢救,并经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看望。江青等人第二天也来了一点小恩小惠,意图拉拢,沫若看清他们一打一拉的手腕,根本不予理睬。他一不做检讨,二不写文章,甚至连短短的旧体诗词也不再发表,完全沉默了,因为他已洞察了“四人帮”的阴谋,觉得再也不能玷污自己的史笔了。甚至连五月一日的庆祝活动,也因情绪不好,不愿看到那一帮人的无耻嘴脸,所以不想勉强去参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散布谣言:郭沫若有问题,郭沫若被捕了,郭沫若死了!……谣言传到沫若的耳朵里,他对大夫说:后悔不该不去参加一下“五一”的活动,否则可堵住造谣者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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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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