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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


  八月,沫若两次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这位“接客先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强颜欢笑,激昂慷慨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内心深处却对这场突起的风云变幻,十分的捉摸不透。月初,正是他在上海时,数月前刚见过面、谈过心的叶以群,因忍受不住残暴的迫害而跳楼自杀了。接着二十四日,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他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也受不了侮辱与鞭笞,投河身亡了。夜晚,沫若独自坐在藤椅上,虽是八月“秋老虎”的天气,他却觉得阵阵寒气逼人,与立群默坐相对无言。他知道她在为老舍心痛得刀绞似的,为絜青牵肠又挂肚,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呜呼!当沫若获悉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这是他自一九六五年九月惊闻抱石突然病逝的消息后,又一次为中国美术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而悲痛不已。他只对秘书说了这样两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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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时慧:《怀念》,《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日,沫若是在参加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的活动,与接待外宾中度过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掀起所谓“一月风暴”,公开揭开了“夺权”的帷幕。四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见报了,这哪儿是在批什么反动影片,完全是为了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五月,《五·一六通知》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似乎已定。

  沫若的“大局”也已定,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竟然删去了“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话,这对沫若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觉得凶猛的黑潮恶浪正在向自己席卷而来,他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于是在六月五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不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而且说:“请允许我把我的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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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这一年,沫若接受的又一大任务,就是给各个大学的某某战斗组复信,回答他们就《毛主席诗词》注释所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需要校阅他们的注释稿。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对待“红卫兵”小将可不能怠慢,他一直是谨慎行事,有求必应的。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沫若,它吞噬他心爱的儿子,也齿啮了做为父母的一颗伤透了的心。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沫若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一天!这天一清早,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在该校读书的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他有缺点错误,却真诚地知错必改。因此沫若也就特别疼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也尽可能常把世英带在身边。沫若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自然他也明白,当今的世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望着近乎癫狂了的立群,沫若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才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郭民英。他是世英的弟弟,一个有相当音乐天资的孩子,靠自学小提琴曾被录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由于觉得自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起步晚了,心情时常比较懊丧。不料,《内参》上刊载了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主席的信,其中提到郭民英把家里的录音机搬到学校里去搞“特殊化”,民英觉得精神压力更重了,便决心放弃音乐专业,到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去接受锻炼。他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快成了中共预备党员,然而,忧郁型神经分裂症的病魔日益猖獗地缠住了他,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沫若与立群只得将自己无以名状的悲哀,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写上爱子的名字和生卒年,让葱绿的竹叶陪伴着民英的骨灰;同时他们受伤的心灵还得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压力,沉重地颤抖着。如今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的立群,再也经不住更多的刺激了。她只是重重复复地喊道:“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啊!”她知道沫若晚上还要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沫若,要跟周总理提一提世英被绑架的事,无论如何得请求他营救无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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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5月13日郭平英复笔者信。
  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

  晚上,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总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望着总理显得消瘦的面庞出神。恩来,这两年多以来把你累得够呛,寿斑骤然增添了这许多,你这脑袋里,一天要装下多少事,有多少头绪要你理?我怎么能忍心给你增加麻烦哩!世英啊,世英,别用这副冷峻的眼神盯着我,你最了解爸爸,会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向总理开口。你并不盼望会发生什么奇迹,但为什么要这样望着我?你以为儿子在吃皮鞭、棍棒,做父亲的真能无动于衷吗?外宾的谈话声、笑声虽然不断,沫若却感到要把握住对方话语的内涵真是太吃力了,比攀上一座高峰还要累。他实在很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总理、立群、世英的面影不时交叉又重迭在一起。他那本来就重听的耳朵,很难区别开他们三人的声音,恩来宏亮的嗓音、幽默的语调不时被立群伤心的喊叫所打断:“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是无罪的啊!”一会儿又被世英嘶哑的抗议所掩盖:“我没有罪!为什么不容许我讲真话?”带钩的皮鞭,苍白的脸庞,鲜红的血迹,母亲失神的眼,恩来脸上密集的寿斑,……一切在旋转,一切在倾斜,沫若竭力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才不致使自己滑跌下去;他也竭力紧闭自己的嘴,才免使“世英”的名字从自己心中飞蹦出来。外事活动结束,沫若在回家的路上怅然有所失,他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还是有所得,因为他今晚在天平上秤出了一个父亲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比重。

  回到家中,虽然已是深夜,一家大小都还没睡,他们在等待沫若跟周总理汇报后的消息。当立群得知沫若根本没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的悲愤忍不住化成埋怨与责怪,冲着他而来了。望着情绪激动的妻子,沫若沉默着。对一个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孩子免受灾难的母亲,她的悲恸与绝望,他深深了解,一时既没有言语能安慰她,也没有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只是沉默着,过了好半晌,才吃力地迸出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得站起身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他不愿在妻子、孩子面前流露自己遏制不住的感情,是啊!再不能增加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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