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106)

一〇六

　　新中国频频派遣郭沫若访问各国，他还常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一九五〇年八月，在美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的平壤，沫若于灯火管制的一片黑暗中，与朝鲜军民谈笑风生地共进晚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给了正在保家卫国的友好邻邦。十一月，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第一次听到了新中国代表所发出的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心声。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率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四月，又飞往莫斯科参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会议；十月，他再次率代表团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以亚洲近年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用武力从事征服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从而警告战争狂人：“无论你的武力在质量上多么优越，无论你所采用的征服方式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想以武力来征服人都只是徒劳的梦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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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一定战胜战争！》，195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以诗人和学者著称的郭沫若，在国际友人们看来，他的发言既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和众多的尊敬。也是出于对他的敬爱，就在这后面一次会议刚刚结束之际的十一月八日，代表团的同志们提前为他做六十大寿。同志们赠送给他一册日记本，扉页上的题词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努力，不辞苦辛”。入境随俗，各人都以西洋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跟他热烈握手、拥抱、接吻。沫若无限感激，他以美好的诗篇代替答词：“同志，我多谢你们的兄弟姊妹般的热情，……是你们的热情促进了、也绿化了我的生命；我受到你们的祝福，感受着无上的矜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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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华颂·多谢》

　　由于沫若在一九五〇年底的华沙会议上，曾满怀义愤地揭露和控诉美帝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的罪行，并强烈要求组织国际调查，结果得到了以约里奥—居里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些领导成员的支持。后来又经过郭沫若和一些国际和平战士的推动，于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于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执行局会议，沫若率代表团再度赴会，向大会详细报告了美帝扩大细菌战的严重罪行。起初，会上对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问题，各国代表意见分歧不小，一时斗争十分激烈。沫若觉得事关重大，他在会上会下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竭力敦促约里奥—居里主席拿定主意，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宣传，他尖锐地指出：“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这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存亡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第二天，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沫若心中亦忐忑不安，但他格外冷静，一面细心倾听每个代表的发言，一面不断观察、辨析会场上的反应。会议终于通过了告世界男女书《反对细菌战》，同时通过了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决议。沫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默默坐在座位上，低看头用手绢捂住了眼睛，不愿让人们发现他在流泪，但又根本无法压抑住那直往外涌的泪泉，只得长时间地保持这一动不动的姿态。回到休息室后，他才发觉不仅是手绢全湿透了，连内衣也都被汗水紧紧粘贴在背上。身负重任的沫若，到这时候方始松了一口气，他对茅盾、钱三强等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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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为了表彰郭沫若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确定他为一九五一年度获奖人之一。奥斯陆会议结束后，他径直飞往苏联首都领奖。四月的莫斯科，积雪虽然还没完全融化，但严寒再也维持不了它的统治权，树梢上最先爆出的叶芽已经透露了春天的信息。这就如同战争的阴霾终究敌不过和平的日头，穿过浓厚的乌云照射下来的最初几束阳光，意味着灿烂的金辉必将普照大地。九日下午，心中充满阳光的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隆重的授奖典礼。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把刻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悬挂在他的胸口，他捧着证书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着。这一刻是如此的庄严而又神圣，他产生了一种光荣的使命感，犹如耶稣的门徒在接受洗礼，今后那怕“天路历程”长满了荆棘，他也会披坚执锐紧紧追随和平的福音，即使通途的尽头竖的是“十字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的一切。在致答词时他朗诵的新作《光荣与使命》，表明了他的心迹：

　　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
　　我要向全世界传达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坚毅的决心：

　　我们要更进一步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决不逡巡，在和平力量团结一致之下，全人类一定会战胜细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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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诗见《新华颂》。

　　回国后，他将这次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

　　一九五二年夏天，沫若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之后，又飞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他既是东道主又是大会的核心领导力量，日夜忙碌不堪，所作报告《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代表了大会的基本精神。冬天，以他为副团长，与团长宋庆龄率代表团赶往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他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前后情况，强调“停止今天的战争，就能制止明天的战争”。大会期间，他与约里奥—居里主席多次个别交谈，建议和平运动应该打出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以争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约里奥—居里表示完全同意。在沫若看来，约里奥—居里是许多可尊敬的和平战友中“最可亲近而心悦诚服”的一位。当时，约里奥—居里曾向沫若表示：他愿意和他夫人一道带着部分助手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沫若当然十分欢迎，遗憾的是因种种关系，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维也纳会议结束以后，沫若与宋庆龄率代表团转道苏联返国，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迎来了一九五三年元旦。新的一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任务，他就象毕加索为和平大会画的那只翅膀舒展、羽毛丰茸的鸽子，尽管战争的烟雾还在到处弥漫，它却能振翅高翔，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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