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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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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

  〖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四十六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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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郭沫若全家抵沪后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寿昌在三和楼设宴为之洗尘,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抒发了新到上海的观感。上海诚然是个“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无头绪、都无轨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静思考。日前他曾给《消息半周刊》题词,云:“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趋附之。”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铭。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问题。他们先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友人家里。一天上午,于立群对来访的女友说:“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们所在的屋子,“这是朋友的房子。马上要搬去的还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叹道:“没有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而郭先生又哪里来条子呢?”“不,”立群苦笑着说:“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的确,多年来沫若经济拮据,哪有黄金、美钞购买房屋。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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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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