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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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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来之历史剧》,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汐集·钓鱼城怀古》。

  时届仲夏,天气正和政治气候相反,一个酷热,一个阴冷。沫若象往年一样,仍率家眷暂去赖家桥全家院子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待到雾季来临再回城。他也顾不得国民党特务又在放风,说什么“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一心只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全家院子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点。在这所宽敞的农家院子里,沫若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物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就成了自家住的一个小小的院落。这里真的可以避暑吗?其实未必见得。不过这无关紧要,沫若本来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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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芍药及其他·丁东草》

  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办公室内的电风扇累得摇头晃脑。没想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傅抱石依旧不肯放下画笔。他也住在金刚坡下,离沫若寓所不远。一天,他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来请沫若题跋,说是将在秋天举行一次个人画展。中国画的题跋原是特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沫若懂得,好画还需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题得不好,那可是佛头著粪。因此他颇为踌躇,时时展开画卷读了又读,力求自己的手笔与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画像》,如《渊明沽酒图》,如《与尔倾杯酒》,如《张鹤野诗意》,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沫若颇有同感,他细细玩味《张鹤野诗意》,深感意象幽远,仿佛抱石心境殆已复活于自己心中。张鹤野系明末遗民,其诗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抱石放笔点染,成水墨画一幅: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获丛生之状。右倾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沫若读后,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遂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词: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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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汐集·题傅抱石画八首》。

  前后费了三、四天工夫,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沫若终于把抱石的画题完了。九月三日,刚刚感到秋凉,他便又执笔创作历史剧《孔雀胆》了,想写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本来他是打算在今年的暑期把“钓鱼城”抗元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许多关于元代的文献,不料见到了不少象《阿盖公主传》这类史料,以致在中途他的兴趣忽然被阿盖吸引住了。他知道阿盖的名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回故乡,在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有幸找到了《国粹学报》第六十四期,那里面所刊载的《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他的旧梦,他便把它带到了重庆,常常喜欢翻出来吟哦。他曾一度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无奈生平没有去过昆明和大理,一点都不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因此不敢写。现在采取戏剧的形式,好把布景的责任推给舞台工作人员去,这就可以免除那些烦恼。

  《孔雀胆》是沫若迄今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不过写作之前的酝酿、调查却颇为费力,摘抄的资料比剧本本身的字数多过五倍。剧本草成后,他象以往一样,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反复作了修改,这才刻成油印本,中华剧艺社准备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周恩来仔细看了剧本,原打算亲自与沫若交换意见,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只得托张颖去郭家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沫若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之后又请弦颖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反复捉摸恩来的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办法了,要演出啦。”他心里明白,因为自己太同情阿盖公主的遭遇,就用很多材料来烘托她,而且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也写得很好,可是段功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怎么办呢?待演出后看看专家和观众们的反应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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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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