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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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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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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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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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