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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荡,沫若的内心也在动荡。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精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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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30年5月版。

  在长沙滞留了二十二天,春天渐渐苏醒了,沫若陪立群再次过湘江去游览岳麓山时,见百草已返青,四野充溢着清新的气息。然而人世间与自然界太不协调了,扼杀春天的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长沙也不时遭到空袭。二月二十八日,沫若在警报声中写好了《长沙哟,再见!》一文,警报一解除,便立即与立群和寿昌、张曙等人乘上了去武汉的列车。

  三十

  国民党之所以要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去羁縻人才,装璜门面,表明他们煞有介事地在“改组政府机构”了,以掩盖其一党专政的真面目。郭沫若的出走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三厅一直虚悬至今。眼下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回来,陈诚即于三月一日晚上丢开重要会议,特地赶到太和街来与他晤谈。为了稳住郭沫若,他们只得让步,不但撤走了刘健群,而且完全依从沫若所提的三项条件,即:工作计划自己订,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不受其他限制;人事问题有相对的自由;确定事业费,预算自己提。

  沫若着手筹组第三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是的,尽管仅仅掌握了这一点点政权机构,也必须充分利用它来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路线和政策。多少个深夜,太和街二十六号灯火通明,沫若与董必武、周恩来、博古、阳翰笙等人聚在一起,仔细研究三厅的一系列问题,从任务、组织机构到具体的人员安排,都几经商讨,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宣传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至于人员,则推荐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下设第五、六、七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处长为胡愈之;策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为田寿昌;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处长本拟请郁达夫担任,因赶不及而改由范寿康兼,郁来后则任设计委员。各处均设三个科,科长分别由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担任。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郭沫若这样的旗帜,很快就把文化界的这些有生力量动员、组织在一起,除个别人之外,都陆续赶来报到就职了。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速度,怎不叫陈诚惊诧!名单报上去,蒋介石看了也很高兴;传到社会上,人们都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

  在筹备过程中,有一件事沫若最满意,那就是他亲自与陈诚交涉,在部务会议上排除了张厉生、康泽等人的刁难,由政治部收编了孩子剧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一科。三月底,孩子们喜逐颜开地搬进第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沫若随即陪同恩来前往看望。跑遍每个宿舍,拍拍这个孩子的肩,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还缺什么?……沫若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孩子们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消瘦的脸蛋,嘱咐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反映上来。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编的壁报,细心地为他们一笔一划地改正错字,并督促他们说:“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哟!”不久,即安排了一些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戏剧和音乐知识,还派了老党员担任他们的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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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三厅的成员在不断充实,这时候沫若又想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要搞好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他把这个意思对陈诚说了,并且推荐了鹿地亘夫妇。通过种种关系,终于从广州请来了这一对日本友人,由沫若提议聘为设计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昙华林内喜气洋洋,郭沫若在掌声和鞭炮声中宣布第三厅正式成立。当天,他与阳翰笙、田寿昌、洪深等人商量,准备举办扩大宣传周,名义上是应陈诚的要求,借此扩大政治部的影响,实质上是为了大规模宣传抗战的意义。宣传周每天一个重点:第一天为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第二天为口头宣传日,第三天为歌咏日,第四天为美术日,第五天为戏剧日,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为武汉三镇大游行日。沫若动员和组织了三厅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一空前的宣传活动中去。开幕的那天是四月七日,恰逢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击毙万余敌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消息传来,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沫若先往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参加宣传周开幕典礼,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旋即又赶到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出席“广场歌咏会”,应寿昌邀致开幕词,即兴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可谓别出机杼: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
  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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