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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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