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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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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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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羹集·序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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