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六、执教北大第三章中西共相侧目冬烘先生

六、执教北大第三章中西共相侧目冬烘先生(1)

　　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

　　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奉送了辜鸿铭三层帽子：君主论者，复辟论者和久假不归，辜鸿铭却站在看台上。

　　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率先发现并看中辜鸿铭，不为别的，只因辜鸿铭此时是最好的封建余孽的代表，遂把横扫封建壁垒的矛头调过来，对准辜鸿铭。这年九月十五日，《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署名文章，题目是：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把辜鸿铭列为复辟论者之首。称“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围绕着辜鸿铭拉开了架势。

　　【陈独秀，字仲甫。1880年生于安徽怀宁。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编辑《国民日报》、《安徽通俗报》等，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1915年9日5日，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蔡元培对这位新闻界颇有影响的陈独秀大为赏识。1917年1月，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科院院长），随即带着《新青年》北上北京，从此《新青年》成了鼓吹新思潮的阵地，1918年1月开始，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加入编辑队伍，轮流主编，《新青年》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君主专制，反军阀独裁以及封建伦理道德，成为当时指导青年的方向。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共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后客居江津，穷困潦倒，于1942年病逝。】

　　硝烟起于西洋人，特别是德国人对鸿铭辜的推崇。

　　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租借地。吃到嘴里的地盘退还邻国，而这些地方又是富藏矿物的肥肉。作为战胜国的英、法、美等国为防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德国施行军备制裁，想解除这个战争巨人的武装。特别是苛刻的对法赔款，使本已厌战，祈求和平的德国人大为不满，他们本就看不起法国，憎恨英、美等国家，却又无可奈何，此刻更对西方文化充满疑虑。

　　而当时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陪同德国这道大菜端到巴黎和谈桌上，任人宰割。德国人与中国人有同病相怜的感觉。战败的德国不甘屈辱，对西方世界满怀怨恨，对东方文化更感兴趣。战争前后在德国出版的辜鸿铭著作：《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包括1921年编译的辜鸿铭论文集《怨诉之音》，在战后的德国更为畅销，拥有大量的读者。辜鸿铭的名字常常挂在德国人的嘴边。据说后来德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施本格勒写那部轰动西方世界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时，就受到辜鸿铭思想的影响。辜鸿铭已降伏了最为哲学的民族，德国组织起一个“辜鸿铭研究会”，以示尊崇。

　　有一个故事足以说明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之大。有位叫魏嗣銮的中国留学生到德国留学，遇到一位哲学教授纳尔逊先生。这位教授是教康德哲学的，在哲学和数学方面很有贡献。纳尔逊约魏嗣銮到家中闲谈，谈话中问起辜鸿铭在中国的情况，问他读过辜鸿铭的著作没有？魏嗣銮告诉他：“辜鸿铭这个名字，听说过。但却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一般都把他看作顽固派，青年人是不大理会他的。”

　　纳尔逊教授大为吃惊，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在中国居然如此潦倒。他说：“辜鸿铭的著作，我有幸读过几种。我以为他的哲学意义深远，令我佩服。”说着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正是辜鸿铭的三种德文出版物，一一向魏嗣銮介绍，诚恳地劝他。有空取来读一读，魏嗣銮也未在意。到书店买了这几种书后，略一翻看便放在一边。隔了许久，纳尔逊又约他面谈，告诉他：“我近来在伦敦《泰晤士报》读到辜鸿铭的一篇文章，叙说他在北京的孤苦，看见许多贫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片哀鸿遍野景象，时时想方设法救济，却又苦于家无余财，政府诸公无办法，也不想办法，精神异常苦闷，痛苦异常，日日唯祈求快死。我看后，最近想法筹了一小笔款子，想寄给他，但又怕他不愿接受。我想以他的书籍在德国所得的版费的名义寄给他，你以为他会不会接受？”

　　魏君听后大为感动。非常敬佩和赞成他的义举，举笔帮他在信封上写上——中国北京辜鸿铭先生好大的派头，看来在德国人眼中，辜鸿铭已经成了中国北京的象征，神秘得有几分耀眼的中国文化似乎已经集中在这位东方圣哲身上。辜鸿铭，显然是求仁得仁，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张“铁嘴皮”，名扬世界了。

　　写完之后，纳尔逊先生问魏对辜鸿铭的看法，魏嗣銮告诉他，虽读了一遍辜鸿铭的作品，但没有什么印象。纳尔逊教授大为失望，对他说：“我读辜鸿铭的著作，至今已十多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部书，倘若只值得读上一次，那它的价值实在值不得一读。我希望你再读之后，见解或有改变。”

　　纳尔逊教授言下对辜鸿铭赞誉不已。更有甚者另一位教授规定。如若他的学生不懂辜鸿铭，那就不准他参加讨论。而且在《怨诉之音》出版后不久，德国人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作为一名活着的东方人能在自负的西方享有如此大的声誉，实在是令人吃惊，难怪留学西洋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听说这位活在中国的神话人物，回国后为辜鸿铭大鸣不平了。

　　辜鸿铭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恰与他在中国的影响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批判、怒斥的西方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许他是太了解西方人了，一出招便捅到西方人的痛处；而他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之呼喊，为之贴金的中国却目之为怪物，也许他对中国人太不了解了。中国人只是淡淡地寻章摘句，自以为了不起地说：“咱们祖上就有过了，咱们祖上也阔过一阔的。”其实骨子里是悲哀的。洋大人们不是很能干么？枪不错，炮不错，花花绿绿的钞票更好，洋人们实在是太能干了。他们享受的是更圆的月亮，更美的世界。咱们中国已经被剥下了一切，除了还剩一副骨架，以及附在上面的官僚蛀虫，看来是越能快见成效的越受欢迎了。到后来十五年就能赶英超美，说说还不牙疼。

　　同时《东方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署名伧父的文章——《迷乱之现代人心》，文中作者认为民国以来，国是丧失，精神破产，实在是中国对现实纷乱的惶惑，出路只有一条，保持固有文明并以之为线索，融汇外来文明，一以贯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大战的影响，而得出此种结论。文中也特别引用了辜鸿铭关于教育的看法。

　　【伧父，杜亚泉笔名。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后以号行，写作时亦署名伧父，高劳等。浙江上虞人。生于1873年，光绪十五年中秀才，乡试落榜后，绝意科举。甲午战后，深受刺激，舍国学而学历算。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南归，资办绍兴中西学堂，他为算学教员。接受新知，自学能力超群。到光绪十八年时，先后自学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诸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借此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致力于提倡科学教育事业。

　　伧父1904年应邀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1911年开始兼任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接手后，一改文摘作风，扩大版面，刊载论文、译文，销量大增。他本人也在上面宣传自己的渐进改革观念，后引来陈独秀的抨击，1920年辞去主编兼职，专心理化部主任职，从此封笔。1933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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