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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仕在北洋·京都北京 第一章 国殇(2)


  帝国主义列强早等着生意上门。这些拿着枪炮的金融家,在武昌起义时,就看好袁世凯。他们毫不怀疑他的才能,都等着这位总统为对付他的敌人找上门来要钱。他们知道,这位大总统的信誉在外国金融市场上付得起巨额的利息。于是立即由五国的银行组成银行团: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由汇丰银行的禧礼尔、汇理银行的贾粹尔、德华银行的柯德士、正金银行的小田切、道胜银行的基尔里组成谈判代表。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疏通双方的翻译问题了。要疏通如此众多的代表们的语言交流,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这样的人选寥寥无几。各国在京大使馆推荐的人物中,都一致提到了辜鸿铭,不论哪国驻京人员都早已听说和见识过这位的语言天赋。欧洲诸国的语言、即使日本语言,也时常从他口中滔滔冒出。看来这件差事是非他莫属了。终于,银行团的首脑禧礼尔最后决定,聘请辜鸿铭做银行团谈判的翻译。

  辜鸿铭到北京后,深感变化巨大,此时的北京早已不再是他前两次来过的帝都了。男人们头上的辫子不见了。长袍马褂还套在人们的身上,然而那种雍容华贵的官服和正宗的大红顶子消失了。人们在更加混杂、更加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踱着永远拖沓的步子,整个一副落泊样。女人们大多还有小脚,然而再不是从前那般深居闺房,羞答答绣花刺字了。年轻女子的脚已是一双天然的大脚丫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说起话来纵声大笑,毫无顾忌。更有甚者,烫了一头弯弯曲曲的乱鸡窝头发,穿上一双高跟鞋,一件旗袍做得紧扎扎的,要知道什么,就看得到什么……

  辜鸿铭深为叹息,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辫子、长袍马褂双梁布鞋更耀眼更夺目了,更值得珍惜了。看到那些时髦男女们的装束,他总忘不了告诫一声:“别以为穿西装、着皮鞋就很时髦,那不过是西洋人的无聊玩艺儿而已。”他整日里坐在家中,研读诗书。钻研中国文化,时常有中外客人来访。每次神聊,总忘不了教训西洋人一番,替中国人出口气。

  五国银行团派人前去迎请辜鸿铭,辜鸿铭反正无事,也不好在家坐吃山空,有意谋些事做做,但他是不会出门去求人的。不过,既然有买卖上门,那也不错,遂告诉来人说:“区区小事一桩,完全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那人一听他愿意,赶紧说:“只要先生愿意,什么条件都好说。”

  “那好,我这条件很简单,开价是6000银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人吃了一惊。说:“6000?太多了吧!”

  辜鸿铭听他这一说,顿时笑道:“你以为我只值你们那些办事员那一点银子吗?告诉你,少一分我也不干。”

  那人口中应承,心里却说,你这价也开得太高了,不要以为非用你不行。看来,你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谁知他回去这么一报告,禧礼尔大喜,能聘到这样一位语言天才,名震西洋的学者,那是太好了,对其他诸位说道:“6000,值,太值了,别的人也许一两银子都不值,但辜先生却值得这6000元。”

  就这样辜鸿铭当上了五国银行团的翻译,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法语、日语,解决了银行团诸公不少困难,使他们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令他们大为高兴,辜鸿铭也日进斗金,很是风光。

  最后袁世凯痛下血本,于1913年4月26日在北京订立《善后借款合同》,借到二千五百万英镑(约二亿八千万银元),年息五厘,打八四折,另外还控制了全国盐税的征收。

  条款一签下来,辜鸿铭大为感叹……

  银行家是在天晴时硬把雨伞借给你,而在下雨时收回的人。

  辜鸿铭狠狠敲了他们一记,而这些洋鬼子却更黑,狠狠地敲了袁世凯一棒。袁世凯又狠狠搜刮百姓一遭。

  辜鸿铭整日里除坐拥书城、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外,便是高谈阔论,骂人骂世,过得逍遥自在,内心里却难以宁静。住在天子禁宫边上,紫禁城的落日总使他想起中国文化的命运。高高的威严红墙困住了他的思绪,夜望帝宫,令他心潮难静;展开先圣列贤的经典,总令他神游于伟大的古圣先王时代。那里才是幸福、和平、宁静的世界啊!如这般的现状,只有地狱可能还有些相似!紫禁城,紫禁城,只有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神色,还在诉说着一种梦幻、和平、宁静、幸福,还在诉说着一种光荣——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惜,这些伟大的梦幻都被一道高高红墙围住了,困住了,眼看就要断绝了!

  在这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太阳的天空下,在深广迫人的暗夜中,辜鸿铭挥笔上阵。他的背后站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他要借助于先贤们的智慧伟业,让这个世界重见星光。

  这个世界正走火入魔,西欧国家早已被金银的臭气熏昏了头脑。武器被镀上金银的光亮,时刻都会刺刀见红……血还流得不够,整个污秽的世界仿佛只有血能清洗。

  辜鸿铭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他仍在讲着笑话,仍在高歌放谈,然而此时的他只是大笑之后,继之以涕泪,涕泪之后,复继之以大笑,这大笑像笑弥勒身旁的一副对联:

  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大肚能容。容天下不平之事。

  1914年,陈友仁在北京创办英文报纸《京报》,慕辜鸿铭大名,以每月350银元的重酬,特约他每天写一篇专稿。辜鸿铭欣然领命,日草一稿,大肆抨击共和制度,批判欧美诸国的强横,大受欢迎。然而这两人却都有一身番仔脾气,彼此不让。陈友仁是立定反对帝制,为共和披荆斩棘的。不久两人就分道扬镳,各以自己的笔在世界上为中国呐喊,为中国争颜面。他们两人虽然道路不同,但都有一身铮铮铁骨,非碌碌政客庸庸群僚为一己之私可比,鼓足勇气,为一个他们热爱的家园——中国,擂鼓助威。可惜,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巨人像是中了蒙汗药,睡得太死,太深,太沉了。你擂得太响了,她不过梦呓一声。“我先前也阔过一阔呢。”

  接着翻身又睡去,她的皮太厚,太麻木,太不容易接受刺激了。

  【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出生于西印度洋群岛的特立尼达。西名尤金·陈,精通英文,不会说中国话。1912年春,回到北京,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的法律顾问。1914年创办英文报纸《京报》,自任总编。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7年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2年续任国民党外交部长,因力主抗战,被迫去职。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赴法。1937年后闲居香港,1944年病逝于上海。】

  辜鸿铭、陈友仁、伍朝枢三人同列孙中山赞誉的中国通英文的三个半中的三个。

  辜、陈二人闹翻后,辜鸿铭自告奋勇给另一家北京的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写专稿,不要稿酬。但有一条件,他写什么就登什么,不能删改一字。辜鸿铭鼓动一支妙笔,文彩斐然,报纸销量直线上升。但是一个半月内,他就连续写了三篇主张纳妾的文章。主编急了,迫于教会等各方面的压力,请他不要再写这类文章了,辜鸿铭大为生气,怒骂:“你是接受了美国人的美元还是娶了美国女人?你的报纸要不是我哪有今天,那些美国人没有出息,不敢娶小老婆,你也跟着嚷。”

  弄得那主编哭笑不得。只好中断与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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