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六章督办浚浦局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六章督办浚浦局(1)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4年。

　　上海。辜鸿铭督办浚浦局。

　　张之洞、辜鸿铭一行回到武汉后，即闻上海各国领事，准备开办浚治黄浦江事宜，按照1901年奕劻、李鸿章与列强订立的《辛丑和约》第十一款二条办理，即：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

　　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两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第十七）。

　　附件中规定极为苛刻，经费两家平摊，而该局应任之员却只有一行涉及中国人：甲、上海道；乙、海员税务司；丙、各国领事中公举二员；丁、上海通商总局中由董事公举二员；戊、由各行船公司在上海、吴淞或黄浦之各地口岸所有每年进出口船只吨数逾五万之各行商公举二员，以保行船行商利益；巳、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员；庚、法国租界工部局一员；辛、各国在沪及吴凇并黄浦之各地口岸如每年进出船只吨数逾二十万吨者，由该国国家特派一员。

　　张之洞等一帮封疆大吏早已对此不满，钱要出，却没有权。更可气的是，督办由上列各员公举，哪还有中国人的分，在中国的土地上浚治中国的河道，中国人仅列名参与而已，岂不是主权丧尽？张之洞决定派辜鸿铭前往上海，利用他的才学、瞪识同洋人交涉。

　　而此时，辜鸿铭却正经历一件伤心事，他最宝爱的如夫人吉田贞子染病而亡，年仅四十余岁。相随十八年，为他生下唯一一个儿子的爱妾、他的安眠药，如今弃他而去，只剩下淑姑，令辜鸿铭伤痛难抑。

　　此时到上海，也正合去散散心，办些事分散这份哀伤，还未将贞子下葬，即领命前往上海。

　　一到上海，即会同巡道袁树勋、瑞潋前往同上海各领事谈判浚治黄浦江事宜，首次即再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此时的辜鸿铭在上海欧美人士中已经是声名大震。华仑对这位一口纯正的英语、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谈判对手颇为客气，命人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辜鸿铭抽出一支香烟点上，一阵寒喧之后，辜鸿铭即提出此行来意：“领事先生，你也知道，我此次前来，是为黄浦浚治一事，别的就不废话了。”

　　华仑应道：“辜先生，我觉得《辛丑和约》中所订就很好，有什么可争议的呢？”

　　“不然，不然。如果在英国浚治泰晤士河，英国必须出一半工费，却只派些象征性的人员参与，主持其事的全是些外国人。难道你认为很合理吗？浚治黄浦是一回事，如何浚治又是一回事，而谁出钱，谁主持又是一回事，怎么能不弄清楚呢！”

　　华仑也无话可说，点头道：“那么先生以为当如何？”

　　“不是我认为当如何！我是代表大清政府数万万国民，我要说的是他们的心声。问题在主权二字。我们认为，你们要出钱可以，但必须由中国方面主办；你们要出人可以，必须由中国方面聘用。”

　　华仑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呷了口咖啡，略一沉思，道：“辜先生言重了，还不至于如此吧！我想由贵国政府主办，那么款项还是贵国一方承担下来最好，这样我们还是能接受的。”

　　辜鸿铭见事情已说到这个程度，维护主权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再争下去。接着辜鸿铭又拜访了其他各国驻上海领事，最后都基本同意了这个要求。辜鸿铭即和袁树勋、瑞潋商议，电告外交部。辜鸿铭继续留在上海。

　　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最令清政府难堪的战争。交战双方都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土地上白刃相见，清政府却视若无睹，置身局外，仿佛与自己无关似的。

　　日本人这一次长脸了，最终于1905年6月逼得俄国人没法，在美国人的调停下，在美国议和，于9月5日，签订《朴次茅斯条约》，俄国人输了，但输掉的却不是他自己兜里的东西，无非是把大清帝国的满洲倒了道手，赌输了，就让给日本去吧！12月，日本人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承认日本人赢到的筹码——满洲三省的利益。

　　一直注视着战争进程的辜鸿铭也没有闲着，谈判之余，辜鸿铭一方面潜心于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文化，同时拣起笔对日俄战争大抒己见。在日本横滨的《日本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1904年10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于开首表明自己的看法：……使得现代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那些崇拜暴力及其更露骨的形式——金钱——的欧洲人，他们心底说的是我不信神，政治的世界没有义理，对道德律不顾不惧。——为了使那些现代欧洲人（如果他们非来中国、日本不可的话）以道德律所要求的所有顾虑和尊重来对待日本和所有他们称之为亚洲的人，遵照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非依据他们面孔和皮肤的颜色——。

　　辜鸿铭与鲁迅看到的不同，他看到的是肤色、种族、文化，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羞辱。早年在爱丁堡时，以唯一的亚洲人的身份，成了仅有的种族歧视的对象。现在在日俄战争之中，不能不激起他对肤色、种族、文化的敏感。他对那些半开化的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坚持到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来的欧洲人，更是他狠狠痛击的对象。这些人不了解伟大的东方文化，自视过高，看不起东方文化，尽是些道德败坏的低劣的欧洲人。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

　　年初，辜鸿铭在《日本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当今，帝王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对此次战争作一反思，特别强调道德问题。

　　日俄战争对辜鸿铭来说，重要的不是大清的无能，也不是国人的麻木。而是在西方人对亚洲种族主义的侮慢后，成了赢得欧洲人对亚洲文明尊重的圣战。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日益以欧洲人强权为中心的世界上，辜鸿铭在日本人的胜利中，为自己的自信自尊找到一个寄托，中国文化是有希望的。远不是那么令人沮丧的，因为日本是“真正、原出的中国文明——真正儒家文明”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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