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61)_钟鸿

六一

　　可惜好景不长。办到第三年，刊物遇到最困难的日子。新的合作电视台没找到，我又忙于为二子建一治疗癌病，连小赞助也没空去奔走，只得暂停刊物出版。这时我刊挂靠单位的一位实权者对我说：他可以弄到经费，但条件是刊物改名并更换主编，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答应了。可新闻出版署迟迟未批改名，那位实权者怕停刊过久失去刊号，立即弄了六万元让我接着办两期，但不让写上原来我请的顾问。我曾经郑重敦请的顾问万国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秘书看到新出版的刊物上取消了万老顾问的名子，追问我为什么？我只得实情相告。万老秘书又向新闻出版总署询问，并说：“全国只有这么一个电视戏曲刊物，何必改呢？”新闻出版署也就不改了。我向那位负责人汇报了这些情况后，他生了气，来了个釜底抽薪，不让我的刊物再挂靠在他们的单位。刊物面临生死之际，广电部总编室同意我直接用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来主办这个独一无二的刊物。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在1999年初成立了全国电视戏曲理事会，与有条件的省市电视台合作，继续组织电视戏曲的评比观摩，每年为电视戏曲做一件大好事。许多电视台愿意出资支持刊物，有22个省市电视台参加理事会，于是我们共同将电视戏曲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我主办的刊物，1996年第一次组织的电视戏曲展播活动，参加展播的单位27个，19个剧种，节目42个，获奖节目39个。到2000年第五次展播时，参加单位增至69个，参展剧种26个，节目118个，其中70个节目评为优秀。

　　任何新事物在前进道路是都有曲折，过了两年，随着各电视台的改组、人事变动等等，刊物经费筹措又发生困难。一些善随市场变化办刊物赚钱的人，弄不到刊号，纷纷来找我，条件就是改名、改内容，拟用那些黄色的、粉红色的趣味来吸引青年读者，这些都由他们来操办，而我只需坐地收款即可。我岂能出卖我的事业，我理想的一部分？领导我们刊物的广电部总编室知道了我的困难后，劝我交了吧？看来此刊气数已尽，只好将刊号给交还总编室。

　　1994年至2000年底六年半的办刊，总算为电视戏曲这个新的艺术品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停刊后，许多电视台的电视戏曲工作者来电话都表示了无限遗憾。但我已在最后一期发刊词《告别，迎新！》中向执着于电视戏曲艺术的全国同人告别，并祝他们在未来的电视戏曲事业上硕果累累。一个已经出土二十年的新剧种，根子扎在深厚的戏曲泥土里，怎能不随春风一年比一年更繁荣呢？何在乎一个刊物，一个小园地的枯萎？电视戏曲必定是满园春色关不住，枝枝红杏出墙来。

　　办刊中遇到的苦涩，还逊于摄制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呢。

　　七、建一儿的奋起

　　1978年改革开放时，建一儿25岁了，由于受我的牵累，他没有考大学，极左路线时期，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是不会被录取的。但他通过自学完成了高等学业。

　　（一）自学成才

　　文革初期建一十三、四岁，正上初中，却遭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以至踵骨粉碎。等他的脚基本恢复健康时，已经到了1973年，他也有20岁了，该工作了，街道分配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冲床工人。在工厂里由于他爱学习，成为工厂里业余理论教员。1976年《四五》前后，他参加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被当成“反革命”逮捕，失踪近一个月。打倒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给建一平反了，颁发给他一朵大红花，终于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

　　四人帮倒台后，他在长安戏院当服务员时，在剧场门口总是一边收票，一边背英文单词或古文，剧场领导认为他这样影响工作，又将他调去烧锅炉，他倒蛮喜欢，这样他可以一个人利用空隙时间学习。我去锅炉房看他时，见他一手拿火筷子捅火，一手还拿着《古文观止》。就这样他自学完业余大学中文系。就凭着这个学历和刻苦学来的知识，改革开放初期，他就迅速崛起，自办民校。

　　回想起建一在炉火照耀下孜孜苦读的神情，更深地理解了他是个多么好的青年，他懂得“知识就是力量”，他的志气、追求和顽强的自学精神和他幼年生活在大知识分子家庭有关系。

　　（二）黎锦熙对他的影响

　　1984年建一写了一篇记念黎锦熙的文章，发表在同年《湖南文史资料》第五期上。他用充满崇敬的心情，亲切、细致、准确而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著名学者黎锦熙的治学精神、风度品德和日常生活等。

　　《我的爷爷》

　　——记黎锦熙教授

　　我的爷爷黎锦熙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他曾是晚清秀才，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他是高擎着白话文的旗帜，从封建故纸堆里冲杀出来的猛士。他奠定了白话文语法的基础。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语言文字——白话文，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其实，黎锦熙是我的外公，但我从小就叫他“爷爷”，我们几个外孙都叫他爷爷。我出生后三天就来到爷爷家，我就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后来，虽经“文革”之变，搬迁分住。但我的住处一直和爷爷家离得很近，来往很多，表面上虽然分两处，实际上仍是一个家庭。后来爷爷搬到朝阳门内北小街四十六号，我也于一九七六年住到那里，直到一九七八年爷爷与世长辞，可以说在我们第三辈人里，我是受他老人家教益最多的一个。

　　从我出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十四年中我和爷爷是朝夕相处的。那时我们住在西城区成方街35号一个大四合院内，我住南屋，北屋正中是作为客厅兼饭厅两用的大堂屋；和堂屋相通的西厢房是外婆的卧房，东边的厢房是爷爷的卧室。每天爷爷总是早晨6点就起来工作，吃过早饭接着工作到中午，午饭后小睡一会儿，又接着工作，下午有人来就会客，否则继续工作。晚饭后，有时也要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之后，那时全家都已经入睡了，只有爷爷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爷爷总是那样有条不紊，工作的节奏就像一个时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从不停下来。那时我总是想：爷爷怎么有那么多的工作做不完呢？爷爷的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的确是我少年时期的楷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道路。

　　爷爷有很高的修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未见过他动怒。他是有名的学者，但他不论在外、在家都没有一点架子。平时在家总是穿着一件很旧的上衣和浅黑色条条的布裤子，虽然外婆给他做了新衣服，但他老人家似乎觉得穿旧衣服更随便些，一般待客时也穿这一身。爷爷说话很和缓，很有风趣，从不强词夺理，总是以理服人，真正体现了一位长者和学者的风度。记得我小时候，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到爷爷办公室里去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随问随答。我总是先静静地站在他办公桌的一旁，一直要等到他手边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才回过头来，微笑着，和蔼地让我提问。那种慈祥亲切的态度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六七岁时，智力正处于启蒙阶段，碰到什么都爱问个为什么，往往一天到爷爷屋里去五六趟。记得我曾请他回答：“电是一种油吗？”“灯为什么会亮？”“灯丝是不是黄金做的？”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太简单、太幼稚了。可是爷爷总是从容不迫、耐心细致地给我解答，及时地解决了我幼小心灵中的一个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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