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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容(5)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子,说到底,是杨子丰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说不出、学不到的傲气”。

  杨子丰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谌容表达得细微传神,光彩夺目。细细品味,那“傲气”正是他的不从众,不随俗,有个性,有创见的学者气质。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备受排斥压抑、不够健壮发达的“优根”。你看杨子丰这个“话霸”,在整个宴会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咄咄逼人,显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感情激越,精力过人。他和所有的人对话时,没有一句“顺茬”,总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场就不“随和”,对别人赞赏的田惠中的室内装修、家具款式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谈“知识更新!设备更新!家具更新!”时板着脸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诉他席上备有“鲁迅先生赞不绝口”的“加饭”名酒,他晃着手中的特曲说“鲁老夫子说好,未必我就要说好”;妻子说他“死活也要入党”他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着要入党,死后我不入——死后追认,那有什么意思。”这种不重物质、爱喝特曲、活得执著认真的“傲气”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特别是他对“第五梯队”的赵逊关于“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因为大家公认“正确”和“荒唐”的东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论,还有他那“科学来源于幻想,真理产生于胡说”的妙语不正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反对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锐意创新的思维方式么!他的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鲁迅所痛斥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传统行为规范所不容,更在极左空气笼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灾难。小说中第十二节《否定之否定》实在是精彩别致,全节由1969年专案组炮制的《杨子丰反革命言论汇编》构成,这简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摘录了杨子丰自1951年到1969年发表的对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突出政治”,以及对胡适、梁漱溟、费孝通、彭德怀、吴晗和刘少奇及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既刻画了杨子丰式的“傲气”和他的“智慧风貌”,又以那类对杨子丰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经常摸,反复摸”,“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来摸”的“按语”所体现的“文革”时代独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杨子丰的“傲气”体现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就更令人慨叹。早在四十年代的雾重庆,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黄”申请入党,但“老黄”未亮明过身分,他担心老黄不是党员,自己的申请会使他难堪;加之“老黄”每次都来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个人入党的私事耽误党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着不提。按照某种偏见和模式,这就会被误解为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是同党“若即若离”。阴错阳差,只知道利用杨子丰的“非党’身分完成党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细”,使三十年代就被父亲斥为“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的杨子丰八十年代还没入党,但还要入党。在他看来,入党决不是贪图“先锋队”的美名或“执政党”的权力,而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实现共产党的纲领,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和操守。可叹即使同他谈话的党员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党而不带某种个人目的。他接受陈中雅的“揉面”说,但认为自己这团“面”应由“高明的面包师来操”;他容不得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为某些人驯服地低眉顺眼、虚伪地唯唯诺诺地入了党,从而造成党风不纯、也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发展而耿耿于怀。难怪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懑。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决心同组织发展中“左”的倾向“较劲儿”,明白宣布:“入党是神圣的事情,让我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兜下来,淋着一身水污入党,我不干。这不是给党增光,这是给党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党的大门”!

  杨子丰超凡脱俗的性格,不但不被世俗认可,也不被一些因袭了中国某些文化传统的党员认可。他的“牛津’学友、国民党中的“太子派”于少雄当然不理解他,他的老朋友甚至妻子又何尝真正地理解了他?田惠中就劝他既然“散淡”就不要把入党问题“看得那么重”,“何必苦苦追求?”这可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谌容深深地理解这种追求和痛苦,为当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浑身是戏”、一言难尽的杨子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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