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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6)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儿童文学《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1985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刘真儿童文学选》(中国青年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8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及中篇小说《万狗庄)(1984年《长城》)文学双月刊、《没有窗帘的家》(1986年《长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长城》)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儿童文学卷”收了《长长的流水》、《我和小荣》,“散文卷”收入《大雁飞来了》等两篇,“报告文学卷”收录《一片叶子》。多家选集中收选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河北振兴奖。还有散文及报告文学已分别结集等待出版。

  刘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个性成长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九岁便成了一名士兵,没有机会享受任何正规教育,残酷的战争铸就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为名义的奋斗锻造她无私无畏的处世态度,而集体生活氛围又培养了她直率坦诚、热烈单纯的道德品格。责任感、创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现天才,使她成为一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复杂、不难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着自己踩过的足迹,透着惊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刘真的秉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并没使她过上和平生活,她有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后,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刘真却又一次重新带上了“枷锁”。她的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刊于《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引来了烧身官司,在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读者来信栏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题为《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态度:“从读者反映的情况和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刊物,打着写真人真事的幌子,进行着违背文艺创作原则,违背宪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动。……”还专发了记者的调查汇报。这一下,刘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从北京到我的故乡烟台,许多人来信对我破口大骂,说我几十年来用作品欺骗了他们,说我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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