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菡子(3)


  中学时代,在人生的意义上,像大地四季的春天,未来的路程往往由这里起步,那金色秋天的收获,不过是春天的延续。菡子,从这里开始写作的尝试,从这里初步认识了革命。

  苏州女师,穷学生多,进步势力大。由于菡子苦多乐少,地位低下,在学校很快接受了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启发与影响。她参加了课外的“文学组”,组内决定要写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她对此心领神会。1935年夏,学潮失败,十个同学被开除,这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摧毁,我们(学生)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这一闪光的思想震动了菡子,这是促使她思想转变、深化的一个关键。

  从小学时代起,菡子就有一种艺术感受能力;在中学,她爱好文学。虽然,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个学校是被禁止的,但像地火一样,并没有停上燃烧,潜流在奔涌……在图书馆一位进步工友的帮助下,她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书。鲁迅的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狂人”的呐喊,阿Q和祥林嫂的悲剧,都感动过她,教育过她,写作上启发过她。她还读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及苏联作家的《五年计划的故事》等;还有不少进步书报。这些,都是她认识社会的透镜,也是寻找黎明的路标……

  “一二·九”学生运动,像春风吹到了江南,菡子受到很大的教育,开始参加抗日活动。有一次,语文老师大约是要考察她们,在黑板上写了“无题”二字,任她们自己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菡子写了一篇表现一个女学生因犯“抗日罪”而被开除做了女工的小说。至今,她还记得小说的结尾:“她爱她的母亲,但更爱她的工作。”她因此牺牲了与母亲的团聚,也果真因这篇小说而获罪。校方终以“品行丁等”——受共产党影响、思想有问题和扇动校工的罪名,秘密将她开除。父亲跑到学校,与校方订下三条可以让她重返学校“悔过自新”的条文。而菡子,怒火中烧,却在开学那天,以索回保证金为名,大大奚落了总务主任一场,即愤然离去。不久,菡子以同等学力考入无锡竞志女校。鲁迅,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如黑暗中的灯塔,给她的是光明、信心和力量。1936年10月9日,这位文学巨人在上海逝世,这噩耗给革命者带来的感情是共同的,菡子终于因此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们一起悄悄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经常分析形势,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西安事变”后,她们还秘密印发“八一”宣言。

  翌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给屈辱中的祖国揭开了新的纪元。那炮声召唤着她,她在抗日的队伍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四

  1937年10月,正在无锡重伤医院为抗日将士服务的菡子,被母亲以病危的电报骗到家中。但那个家,就是母亲的温情也不能拴住她的心了。她要把生命交给国家,要在国难家仇中沉浮,在抗日的烽火中奋进!

  仅仅十六岁的菡子,对家庭一无所求。菡子身上没有分文,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但她大胆地走自己的路。

  江南,秋风秋雨愁煞人;菡子,背井离乡,像一去不复返的小溪,无牵无挂,自自然然流向前方,汇入洪流。她一路泥水,直奔苏皖边境的同城镇——那里云集着从上海、南京下来的进步文化人和抗日团体。在那里,她每天迎接曾参加过农民暴动的四乡来人,把他们登记入册。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神秘的、光荣的,她的心情是激动的,她觉得工作就是考验,自己的生命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久,菡子赴江西南昌,投奔正在集中的新四军。在一千四百多里、一个月的跋涉途中,敌机跟踪轰炸,使她看到中华民族的鲜血,想到国家的仇恨,也自我鼓励:“生活正在开始,不能无所作为地死掉……”她想到的是贡献。在沿江而行的队伍中,她年龄最小,但却是打前站的一个,一路写示标,使他们赢得了时间。菡子的吃苦、勇敢精神,得到大家的称赞,昵称她“小八”(即“小八路”之意)。那次泥水的洗礼,艰难的历程,第一次给了菡子锻炼;每每想起,都兴奋不已,并说那仿佛是她一生征尘的缩影。

  南昌,光荣的城!就在那里,由新四军办事处决定,菡子参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到赣东老苏区从事宣传工作,这是她头一次到群众中去,像一只试飞的小鹰,第一次去搏击风雨。1938年6月,军事形势恶化,她回到南昌,通过新四军办事处正式入伍。与三十个同伴到达皖南云岭军部,成为新四军第一代“三八式”女兵,开始了真正的战士生活。

  在皖南山水的怀抱里,跳动着菡子的心。在战士的铁脚踩成的山道上,有她奔忙的脚印;载着历史的记忆流泻的山溪里,有着她年轻的身影。那里孕育了多少爱情啊,——初恋、友情、真挚的同志之爱,还有与乡亲、房东的生死之交。她挨门串户,做着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1939年2月29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在军部礼堂讲演,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传达中央的决定和开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决心。那精神鼓舞了“八省健儿”汇成的浩荡队伍,也振奋了菡子;那宏亮的、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不息的战鼓,一直响在她的耳畔。

  新四军是一支铁军,也是一支文化军队,在各部门的领导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创作组里学习过写作,而她的老师就是该组指导者、著名作家聂绀弩和诗人(长诗《捧血者》的作者)辛劳;稍后,又有作家丘东平。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诗人,也写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军部秘书长兼文委书记李一氓,是创造社的文艺理论家。他们都很重视文艺和宣传。那时李一氓曾以笔名德谟在《抗敌·文艺专号》上发表社论《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号召在意识、决心、生活、习惯、经历、观念或行动上都是前进的、向上的、集体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艺术家们,为了革命事业,从无名而成名起来,从不成熟而成熟起来。这种环境和条件,加之领导的提倡与重视,就成了作家成长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烟迷漫的战斗岁月里,菡子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她“长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血肉联系,同时领会了民间语言的美妙之处,学会了掌握语言艺术,从而用文学描写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斗争,在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黄源《前方·序》,载1984年《收获》第一期)这条艰苦的路,使她的文学创作最终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军队里写的第一篇小说《干部地方化——几个人物的描写》,经聂绀弩过目,改名为《群像》,发表在黄源编辑的新四军的《抗敌》杂志上。在写作上,作家丘东平曾给她不少指教:“写战场,要避开枪炮之声,主要写场面、气氛和情绪;创作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人家写过的,你就不要写……”这些经验之谈,一直是她艺术上的苦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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