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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郑敏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郑敏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的学习,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怀。她阅读的兴趣很浓、很广,世界知识、世界文库,她都广泛涉猎,以满足急速膨胀起来的求知欲。与此同时,她还深受一位国文老师和地理老师的影响,对文学和世界各地的知识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她的字写得并不好看,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强,得到老师的青睐。她经常写些讽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长来学校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只讲权利,要多讲义务。从小受父亲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郑敏,对此很反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教育局长的观点。

  抗战时期,郑敏到了重庆,入沙坪坝南浦中学学习,在孟子孙老师及进步同学的鼓励影响下,参加了一些学联组织的进步活动,她参加这些活动的思想动机是很朴素、朦胧的,仍然限制在争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内。

  1939 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学习外国文学,入学后又转人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西南联大是一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学校,那里集合了不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的思想敏感,学术空气活跃,各种社团遍及校内外。活生生的现实,如大海的浪花猛烈地冲击着郑敏稚嫩的心灵。她一方面感到社会的冷酷和严峻,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一方面又迷惘和困惑,她决心作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渐渐地远离社会斗争的漩涡。她把自己的愤懑、忧悒、彷徨和期望,倾注在内心,她开始写诗了。

  冯至先生是她的德文老师,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她始终和冯先生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她经常把写好的诗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也不断地给她指点和鼓励。她的诗,在一段时间内愈发多起来了,大都是抒情诗,登在昆明的报纸上。

  污浊的现实与郑敏纯真的幻想,猛烈地碰撞起来,她十分茫然,内心非常苦闷。“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下去!”她开始了深深的思索。最后还是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外国文学。

  1943年,父亲卖掉房产,为郑敏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郑敏只身一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入美国布郎大学学习。到美国以后,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她不得不半工半读。

  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紧张的竞争充塞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中,郑敏对这里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为了糊口,她匆匆忙忙地上完课就忧心忡忡地赶去做工,然后,再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回宿舍。”这和她多年来幽静的书斋生活十分不协调。郑敏先在一个小饭馆为老板收款、算帐,因为她的数学不好,加上心情紧张,所以第一天下来就错了帐,郑敏感到不能靠吃这碗饭过活。后来又改去首饰厂穿珠子,为工厂数电容器,给饭馆洗碗。穿珠子或数电容器都是十分紧张的劳动,干起活来,连厕所都不能去,吃饭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额,而且不能有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扣除工资。

  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争得人格的尊严,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呀!郑敏在半工半读期间,不仅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尝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艰辛;而且处处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刚到美国时,她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她很穷,时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郑敏只好又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她结识了不少华工,与他们眷恋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郑敏对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更使她激动不已,她思索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1950年后,郑敏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郎大学硕士学位。这时,她已跟学习自动化原理的中国留学生——童师白结了婚。美国对这些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一个假日,郑敏夫妇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她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中华民族新生了,郑敏夫妇和千千万万游子的心也复活了,想方设法也要回到祖国去。他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夫妇俩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郑敏曾说:“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回国后,她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壮志未酬,报国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风暴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慢慢地也被卷进去了,她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尽量想明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郑敏的思想感情与理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每天都有“卫星”上天,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她欢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块劳动,夜晚灯火通明,跟农民一块参加夜战,她精神振奋;但回到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农民被迫拆房砸锅,愁眉苦脸;自己每天只能吃两餐白薯,广大农民更是连瓜菜也填不饱肚子。她在思想上产生了问号:“这样跃进能够持续下去吗?”但这种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动还得尽量跟上。1960年她从文研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经受了考验,虽几经折磨和摧残,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今天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属于诗人的心却是永远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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