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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庆云(2)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姊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姊妹》。内容是姊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姊姊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姊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二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梦一样过去了。七岁,她离开新界的田园风光,进入香港城市,读了三年私塾式的学校和一年英文学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东北,她刚十一岁,又随家搬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于是考高中时就填了甲部,谁知甲为文科、乙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学时,只好考文科。

  黄庆云一生对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就偏爱文学。她喜欢《东方杂志》,七八岁就读了夏习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中“少年笔耕”、“五千里寻母”等使她感动得流泪不止。茅盾和鲁迅的小说,也是她爱读之书。十五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除了文学,还爱国画。名画家高创父、赵浩公,都教过她。在春睡画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画,上题“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她觉得诗意盎然,就把它临摹下来。大学师生画展时,大剧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画,非买不可,而黄庆云便送了他,并选了他的戏剧课。他为抗日筹款而导演了《汉奸的子孙》,黄庆云和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学参加了演出。那时高创父鼓励她学画,洪深鼓励她演戏,而她心里却酝酿着另一件事——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下一代”。在大学里,“我总觉得有一项重要严肃的工作摆在自己面前,就是要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写作。虽然,那时她读过张天翼和叶绍钧的童话,入大学时也在广州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童话(可是连稿费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写的),但她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她很少去写古典诗词,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诗人屈大均》一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古典文学的态度,与我对自己出身的那个与没落的封建家庭很有关系”。“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时的理论是从传统的意识里解放出来。其实,当时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碍历史的潮流,用传统的观念毒比和奴化儿童。墨索里尼狂叫“谁有青年,谁有希望”,日本在教科书里宣扬如何去攫取中国东北;可是在中国,却宣传“二十四孝”,“尊孔读经”。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促使我像爱罗先河一样,”黄庆云说,“大声疾呼,叫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冲出狭小的笼子,寻找迟来的春天。”

  1938年,广州陷落后,她又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这是她严肃地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响了她,认为他的教育事业是伟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读了邹韬奋的《民主与教育》,黄庆云便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从教育上给第二代以启发,他们就能冲破旧的传统,创造出一个进步的崭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创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灵魂的艺术家。

  除了钻研教育理论,这时候,她还到儿童中去,给他们讲故事,做报告,参加当地的儿童剧场运动。她讲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秃秃大王》等,都是能启发儿童反抗传统意识的。但她有时也讲一点儿坏故事,目的在于诱发孩子们的鉴别能力。孩子们很不满意那些坏故事,尖锐的批评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儿童文学。至此,她有了为孩子编写故事的想法,这是她跨进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

  香港大学的马鉴,创办小童会,收容流浪儿童、擦皮鞋的、捡破烂的,她常到那里讲故事,还给孩子们办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指导他们阅读。这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虽小,却过早地做了社会的牺牲品,对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许多童话的故事都不适用,于是黄庆云不再述而不作,开始自己编起故事使他们听了快快活活,热爱人生,相信将来,增长斗争的勇气。于是,黄庆云写出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走》,把一个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严厉的墨守成规的太阳作对比,将童话和社会生活拉在一起。此后不久,岭南大学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这个机会,给了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儿童文学事业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进了这个杂志,体现这理想的,就是她写的童话、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云姐姐信箱”。

  大学毕业后,连当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没有捞到的黄庆云,命运驱使她从“另一条道”走向儿童文学,她从研究儿童文学,到写作儿童文学。那时,她是一个领公费的研究生,每天要用两个小时帮助教授搜集资料或整理笔记,当主编是业余的。这个刊物,始终得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的特别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为《新儿童》写童话。黄庆云深受这位大作家的影响。

  “在这个刊物里,”黄庆云说,“我的作品开始就具有愉快的基调。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到有个孩子在听我讲故事。而我接触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向往光明的,哪怕在恶劣的环境里,也是乐观、积极、满怀希望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常常写的是弱小者的胜利,‘低下’人的智慧。而我又想,女孩子又是孩子中的‘弱者’,地位较低微,所以,可爱、聪明的女孩子,便常常是我故事中的主人翁。”这使人想起她的童话《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小妹妹,却打倒了力能拔山的巨人,救了七个哥哥。她的童话集《月亮的女儿》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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