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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4)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一页。”《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结构、布局、使用语言、个性刻画——说起来本无能得可怜……”那时苇塘的生活使她激动,但又觉得驾驭小说的能力还不够。三年过去,杨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终于完成她创作生涯中第一个中篇《苇塘纪事》。这篇描写冀中苇塘地区反扫荡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现出人民战争生活的场面。《七天》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场地道战。一位老同志带领七个新学员,在漆黑的地道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终于取得胜利。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杨沫在《红红的山丹花》的后记中总结道:“我感到它们的内容扎实了,有了生活基础,也有了些群众语言。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被我写得太实了,也就是现实生活太多,浪漫主义太少。丰富、光彩夺目、充满战斗气息的沸腾生活,却被我写得那么平淡无奇,黯然失色,不能动人心魄。”杨沫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中和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不断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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