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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樱(4)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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