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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琴(3)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
  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
  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
  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
  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
,他的说话
  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
  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
  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
  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
  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
  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
  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
  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趣却没有减低,每每想起
  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
  的勇气。

  鲁迅爱护作家,特别扶植女作家的成长。对当时的一位剧作家赞扬葛琴说,文艺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气和希望了。1932年以后几年中,葛琴一直与鲁迅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鲁迅有时在经济上对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乡的新茶,通过弟弟葛桂芬送往内山书店,再转给鲁迅。

  鲁迅为《总退却》所写的序言,由于当时世道的艰难,生前没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才开始付排,葛琴怀着无限的悲枪,写了后记,作为对良师的悼念。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团结抗日的共同信念,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差距,联络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王惕之、蒋牧良、张天翼、叶以群、吴组湘、刘白羽等党内外作家云集了山,畅谈写作。

  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

  全面抗战爆发后,葛琴和荃麟已结为夫妇,他们没有贪恋于新婚的欢乐,更没有沉缅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为组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呼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哪里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按照党的指示,跟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相配合,办报纸,编刊物,组织民众,并且通过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和文化人,指导并培养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党的派遣,率领三十多人的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冒着风雪,到了龙泉。为扩大宣传舆论阵地,荃麟任县教育科长,葛琴任县审编办公室主任,并主编《龙泉快报》、《大家看》,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的龙泉山城,当时竟有十余种铅印、油印和石印的报刊发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广泛深人的组织发动,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闭塞的龙泉城,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勃勃生机。

  皖南事变前夕,浙东的政治空气已经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浙江一带的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抢先向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了毒手。当时,葛琴和荃麟正在金华。一天清晨,有人来通知葛琴说,党的特委机关被破坏了,要他们赶快离开金华。当时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沦陷区,绕道上海,找新四军;一路走大后方,经福建去桂林、重庆。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条路。三个人分别装扮成医生、护士、药剂师,葛琴化名何桂贞。途中的遭遇十分惊险。三个人到达江山时,天色已晚,经别人帮助,住进了乡城的客栈,客栈的老板是自己人,所以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周到,蚊帐、被褥都很齐全。刚刚饱餐之后,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时,查夜的宪兵闯进了他们的住处。照例先询问了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然后就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们的假身分证,马马虎虎地盘查了几句之后,在小皮箱里发现一张葛琴在家乡宜兴读中学的毕业文凭,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证上的完全不符,却贴有一张葛琴过去的照片。按照惯例,如果宪兵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立刻就会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边等待搜查,边吃着桃子。不知是那镇静、沉着的神态起了作用,还是查夜的宪兵多喝了几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搜查。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后,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宪兵虽没有再来,但睡觉是完全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赶搭去浦城的商车,在茫茫的黑夜里,又开始了艰难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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