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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6)


  当她乘船到达长崎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她看到这样的“号外”:“皇军占领沈阳!支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国难,激烈地摇撼着那”颗爱国之心,她想马上回国参加作战,把我们的东北夺回来!但同行者劝她,说到必要时留学生可以全体回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侦探、警察发生冲突,不久,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了无数次伤的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拟定了几十个小题目,准备每个题目,最少写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过三千。那时候,我还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完全随着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一连十来天也不动笔,所谓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女兵自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直到她从日本回来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女兵自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在谈怎样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

  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对于写作她是很严肃认真的。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改了五遍。

  由于生活的沉闷和对读书的渴望,谢冰莹不顾一切,又于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三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记忆的日子,是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天晚上,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目黑区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三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蹲了三个星期的日本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敌人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手的骨节,使她昏迷过去。当时日本的每家报纸都发了消息,上海的报纸也说谢冰莹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分子”。后来柳亚子拍了电报,催促当时的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另外,也由于日本朋友的同情、帮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但那些写了八年,从未间断过一天的日记和许多珍贵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军阀没收。她那本《在日本狱中》,对她坐牢的生活,对祖国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回到祖国后,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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