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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8)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上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铿铿,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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