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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4)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写于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众运动为题材,描写的同样是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满现实,她与作家子彬爱慕并同居,子彬却是个不求进步、关门写作、嘲笑攻击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革命潮流冲来时,美琳觉醒了,她不满足悠闲、高雅的安乐窝,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运动。后一篇的女主人公与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玛丽,是个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与革命青年望微结合。两人之结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开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终于互相抛弃。

  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的冲刷下,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丁玲热情地塑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韦护和望微,尽管他们身上仍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和气质,这也是真实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表现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丁玲、胡也频夫妇在创作上很有成就,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但生活始终清贫如洗。他们办刊物欠下不少债,为此不得不变卖家具、典当衣物,改换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频为了还债,曾一度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那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也赶来。可是不久,山东省当局通缉胡也频,他们又被迫于五月离开山东绕道青岛回上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黄浦江穿过历史的峡谷,无声地流着。它在白色恐怖中,从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后的沸腾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此时,这两个年轻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经过一段大胆的探索之后,思想前进了,感情升华了,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仿煌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为明丽的朝霞,照耀着前进的路。

  胡也频要去江西苏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他们本打算把婴儿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时间来不及,决定也频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没有回来,天黑后,外面刮起风来,他还没有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组织、同志、朋友也在多方营救,但毫无结果。

  这一天,2月了日,在龙华牢狱。白天,胡也频给妻子写好了一封信,告诉“年轻的妈妈”,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频没有料到,被捕的人们都没有料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黑幕把他们二十三颗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传来,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疯狂地痛哭起来。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

  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井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入和工农作者。

  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

  “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

  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

  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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