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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9)


  《分》具有几分童话色彩,它写两个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会说话,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话,对比,表现了不同家庭(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挚的爱与同情。当他们刚到人间的时候,在医院睡一样的床,穿一样的衣,一俟离开那里,这两个小小的新生命便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并开始了不同的奋斗。那屠夫的儿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他还对那教授的儿子说:“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从《分》发表之后,冰心又写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等,这些小说都显示出更深的社会内容,大异于以前的作品,这无疑是冰心的成熟和进步。冰心在她的《自述》里曾写道:

  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
  担在途中。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
  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
  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
  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
  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1936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1940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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