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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沅君(2)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

  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首先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对封建家长的小小不驯和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葹》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葹》(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葹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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