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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2)


  回国后,遵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

  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

  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说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他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作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恰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

  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
  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
  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
  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
  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
  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
  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
  阴精力都白费了。(同前)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

  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桔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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