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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2)


  陈衡哲像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儿,虽然羽毛未丰,却不畏人世的风险,只是想奋翅高飞,并不留恋生活的顺适和安乐,一心想着求学。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带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上海三年,陈衡哲颇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关键筹码。

  一个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会珍惜和永记亲友或尊长的指点。陈衡哲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她回忆说:“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姑母的这些影响力,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启迪她磨砺意志,开辟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期,因父亲命令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便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在布满荆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对她的偏爱,给了她一线光明。

  她的姑母酷爱杜诗,有一次吟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了一口长气,对陈衡哲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陈衡哲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在她眼里,姑母是召唤黎明的一缕霞光,“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纪念一位老姑母》)

  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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