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69)_伊文思

六九

　　〖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

　　1989-1983年

　　毛泽东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赵紫阳。6月底，李鹏呈交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时期所犯错误的报告书，大体上是说，赵没有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刚和没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组织角度上讲，赵紫阳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除赵紫阳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常委名单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江泽民、宋平和李瑞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江泽民是一位未在预料中的人选。像李鹏一样，他原也是一位技术工程师，在60－70年代担任许多技术部门的工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喜欢大笑。江在上海长大，兴致来时，也会唱唱英语歌，喜欢40年代美国电影。年轻时，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查共产主义分子，他曾藏在校长汽车的行李箱里逃出了校园。江既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敌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热心人。

　　李瑞环是一位年轻活跃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程而获得“青年鲁班”的美名。他担任过天津市市长，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能干的市长，他好像是一团火，谈话从不死板。他鼓励海外对天津投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与江泽民一样，代表邓小平希望持续进行改革。

　　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办公室之后的命运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元老领导人，一是失势。作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根据原文译出。/译注）。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六·四”事件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已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也取得了胜利。这要归功于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那篇讲话，以及他提升了江泽民。因此，“六·四”之后，在继续贯彻80年代的政策上没有严重的障碍。农业上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夫扩大；对国外投资者的奖励政策没有改变。而且，邓小平还要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

　　由于邓小平不再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也很少接见外国访问者，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不太容易的。不过，在1990年初至1991年底，他经常与党的高级领导人谈论改革之事。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漠不关心或表示反对，1991年春，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阐述他的观点的文章，而一些全国性的报纸甚至不曾提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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