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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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