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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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