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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部队刚一出发,徐海东就支持不住了,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豫西平原,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盛强,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并借机造谣惑众,底毁红军声誉。

  这里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平原堡垒,构成一落千丈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

  省委明确提出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

  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
  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
  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
  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

  (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

  “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

  “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

  奉军奉军,没有良心;
  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
  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
  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栻、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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