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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海东参加了武汉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打到河南,后来又回到了武汉。

  1927年5月28日深夜。武汉江堤上一片漆黑,只有远方几点航标的微弱灯光:万赖俱静,偶尔有离港船舶的几声长鸣。

  “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方面也蠢蠢欲动。有的地方也开始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党小组长胡增欲压低了声音对徐海东说。

  “什么?杀我们共产党?不是国共合作吗?”徐海东惊讶地问。

  “是的,大量屠杀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共产党!”胡增欲慨叹着说。

  徐海东气愤地说:“这不是卸磨杀驴吗!他是人养的吗?好狗还护三村呢!”

  “你战功显赫,党员身份又公开。党组织决定疏散党员,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胡增欲说,“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展工作,等待时机。”

  “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徐海东说,“前些时日,我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过一个老乡。他说,我老家黄安、麻城有共产党,那里的农民协会闹行挺红火。我回家乡去吧!”

  胡增欲说:“好!祝你马到成功!”

  半壁燃烧着的大别山等着徐海东去加油:成千上万的窑工雇农等着徐海东去领导。

  ※第二章 打土豪夺盐卡 威名扬窑家

  1927年6月。黄陂县城。

  店铺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稀省少。摆地摊的小贩和卖柴的农夫三三两两蹲在街头,显得十分冷落。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蓝布大褂,大褂里面偶尔露出北伐军灰布戎装的青年,跨着大步,汗流满面地步在大街上,给这被灼热空气欲要闷死的小城带来了生机。

  “元清!”突然有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随后七嘴八舌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好久不见你进城了,是不是这两年发了财,不做窑工了?”

  徐海东一扭头,只觉得面熟,却记不清他们是谁了,便点点头应酬几句。他想:我这次回乡,特意路过县城,主要是打听党的县委机关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被诬为“异党”,转入地下了。对眼下这些人不摸底细,不能随便暴露身份。还是打听一下农民协会在哪吧!因为它始终是个公开的组织。徐海东蹲在一个卖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问道:“您知道农民协会在哪里吗?”

  老人用疑惧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向一个门指了指,一句话也没有答。

  徐海江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墙前,墙上贴着两张红标语,那红纸虽已褪了色,但上面写着的“劳农神圣”、“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却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从哪里来的?”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边进院边向徐海东打招呼。

  徐海东随口说:武昌。”

  中年人又问: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开战?”

  徐海东有些警觉,便摇摇头说:不知道。”徐海东意识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偏僻的小城。还是先回家去,找个熟人摸摸情况再说。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几句,便离了县城。

  大别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欢迎游子的归来。家乡的村落依旧,茅草屋比过去变得颓败一些,山冲里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麦子黄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还来不及返青,像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最使徐海东心动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窑,那徐家七代人在这儿当过窑工的大土堆子,此时正昌着滚滚浓烟。徐海东加快了脚步,赴向了窑场。

  “元清回来了,元清回来了!”

  烧窑的、做坯的、挖土的窑工们吵吵嚷嚷叫着,停下手中的活计,迎着徐海东,围扰过来,问东问西。

  四哥徐元江说:去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安、麻城两县闹农会。咱们这儿也闹起了农会、把夏店区的李阳亭老财主打死了,可喜庆了。

  “闹农会,谁是头儿呀?”徐海东没等四哥说完,就急切地打听领头的是谁。他想,这个“领头”的肯定是共不党员,找到他,也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是,乡亲们对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个窑工说:当时吹来一阵风,说是参加农会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国的长毛,决没有好下场。接着,由地主、老财领头又闹起了红枪会,农会就再没听说了。”

  此时的徐海东已不是从前的窑工,见过世面,是个共产党员。他在与亲人团聚的同时,没忘自己的任务:找党组织,继续闹革命。可惜,刚的点线索,又断了。他想:只好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打听消息了。

  傍晚。徐海东家里。

  房,还是那座破茅草房: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

  从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摸着徐海东的肩和胸,直问到:“还走吗?”

  徐海东理解做娘的心情,安慰着说:不走了!”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徐家人,就是你不恋家里那座破窑,可是,树叶总归要往树底下落,回来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东是能体谅的。可是,当妈的不了解,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妇田德载见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脸红红的,忙里忙外,为丈夫张罗着茶水和饭食。

  徐海东在家里暂住,一面到徐家窑做些活计,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县委领导。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没有线索,他总是闷闷不乐。妈妈虽看不见儿子的愁容,但已发现儿子不像从前那么爱笑了。她以为儿子吃不下粗米杂粮,便告诉儿媳妇每天做点可口菜,饭前再倒一盅酒,让儿子吃得高兴点可是从前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的徐海东,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党变了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党指示他,要奋斗下去,要尽全力来挽救革命。可是这革命如何挽救法?这会儿又能做点什么呢?必须找到党组织。可是,去了两趟县城,私下了解一下农会的事,但都一无所获。

  阴雨连绵。几天过后,徐海东站在大门口,伸着懒腰,正准备再去趟县城,打听情况,迎面碰上一个青年人,身穿白褂蓝裤,头戴草帽,斯斯文文,看那样不工不农,倒像个教书先生。徐海东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他却叫了一声,“海东!”

  徐海东迟疑了一下,细一看,“这不是田道生吗?!”

  原来,田道生在武昌与徐海东分手之后,一直在大别山活动。两人互诉离别之情之后,田道生兴奋地说:“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在河口一带,组织农民自卫军,正需要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知道了地方党组织的下落,徐海东像是失落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前往河口。

  1927年6月28日。河口区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大,但很整洁,零散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

  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和徐海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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