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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七章 反扫荡破清乡 天兵降车桥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订立了“军事同盟”。自此,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便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兵南进。于是,积极策划中国内部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

  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良机已到,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19日代号)”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9日代号)”电,除对“皓” 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亲自到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量北移路线、经费、物资等问题,数度交涉,未获解决。顾祝同一面远从苏南、浙江调其四十师与三十九师到皖南,连同其在皖南的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一〇八师,共约七八万人,对皖南的新四军造成包围态势;一面又向部下布置:“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增强长江两岸防御,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封锁新四军渡江。同时,在新四军部队中进行监视与特务工作的“联络参谋”,也突然在一天夜间不辞而别。各种迹象表明,事态发展严重。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 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由于部队疲劳,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顽军开始袭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其余九千余人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重庆吹起了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要组织法庭审判叶挺军长,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件亲笔题词:一件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件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陈毅、粟裕正在盐城开会。一名机要干部铁青着脸慌慌张张把陈毅叫出会场。粟裕知道这名机要干部平时一向沉稳冷静,闻雷不惊,今天如此慌张,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正要起身去看,陈毅忽然一脚把门踹开,脸色煞白走进会场。粟裕紧张地盯着陈毅,他认识陈毅多年来,还未见过他如此生气。会场上的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马上停止讲话,整个会场一下鸦雀无声,很静,很静。

  “同志们!”陈毅的声音颤抖着,“出了大事了!”

  与会的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不安地盯着陈毅抖动的双唇。

  “蒋介石派人在茂林地区袭击了我们军部,叶挺军长去跟他们谈判时被扣押了,项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部队除千把人突围出来,其余……”

  陈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粟裕吃惊地站了起来。脸,痛苦地扭曲着,一拳砸在桌子上,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

  “国民党!卑鄙!”

  会场上在经历了片刻的静寂之后,立刻便炸开了,有的怒骂,有的痛哭,有的请战。

  粟裕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场,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回自己房间的,进了门便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现:

  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此,陈毅、粟裕于1940年3月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向苏南靠拢。中央复电同意陈、粟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当时我军控制着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粟裕布置了三个团打算接应军部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以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北移,幻想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

  后来,中共中央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就这样一次次错过良机,终于招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粟裕一下子站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对顽固派绝不能一味妥协,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血债要以血偿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势态,决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5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三个旅,由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活动。

  1月17日,粟裕从盐城启程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时,陈毅特地来到粟裕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粟裕爽快地回答:“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们。”

  陈毅走出门,粟裕目送他很远很远。在此以前,他一直是陈毅的副手,现在他要单独去苏中,他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深夜,万籁俱寂。粟裕房间的那盏灯仍然亮着。他正在思考着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问题。

  “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反复品味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回头盯着墙上挂着的地图。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也是军部的南大门,这个门必须把好!粟裕暗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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