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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起义队伍,在组织成分上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兵痞、流氓。在未经改造之前,这部分兵痞、流氓曾是害群之马。粟裕后来回忆说:“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在那种异常恶劣的环境里,不良因素给部队的危害更大。在向西转移的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信丰县城,个别官兵进饭馆吃饭不掏钱。甚至把手榴弹放在当铺的柜台上,掏出导火索,要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

  朱德和陈毅在信丰附近召开了一次全军大会。朱德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领导。他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他还是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

  陈毅鼓励将土们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粟裕牢牢记下了朱德和陈毅的话,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1927年10月底,起义队伍从信丰到大庾。国民党军阀忙于派系间的混战,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未德、陈毅便利用这个机会领导部队进行整编。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

  当时部队中总计还有五六十名中共党员,粟裕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起义部队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粟裕说,是一项对于支部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

  大庾整军,起义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九个连组成了一个团。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指导员。第五连的连长是耿凯,他是朱德领导下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大庾整军以后,粟裕就是起义部队的一名中级指挥官了。

  粟裕曾说,“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经过整编后的起义军,大约有六七百人。但这支队伍在敌人心中的目标相当大。国民党反动势力知道这支队伍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走到哪里,都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军队通风报信,国民党军队就尾随而至。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这支队伍便采用“国民党第五纵队”番号,司令员是朱德,化名王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10月底,粟裕跟随朱德在信丰转战时,赣南特委派人到信丰接头,通报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上井冈山的消息。

  朱德、陈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曾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毛泽东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

  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消息给孤军转战中的起义军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1月上旬,粟裕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来到崇义县。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连为单位,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粟裕回忆说,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意义是重大的。

  在崇义期间,朱德、陈毅为了向毛泽东通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近况,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上井冈山去联系。不久,毛泽东所部的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来到朱德、陈毅的驻地附近。陈毅亲自换上便衣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张子清、伍中豪是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遭敌人袭击而转移到这里来的。

  通过张子清和伍中豪,陈毅了解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夕的一些情况。朱德、陈毅把部分装备送给张子清部,除补充该营外,还带上井冈山一部分。

  12月上旬,粟裕随部队转移到仁化。在这里部队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知道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所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队伍日夜兼程。当赶到韶关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

  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部队白天训练,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在这里,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有所壮大、并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这支队伍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时,朱德利用与滇军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的老关系,把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与范达成“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的协议,用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名义把部队隐蔽起来。朱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范石生给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

  当蒋介石发觉朱德的队伍隐蔽在范石生部时,密令范石生解除一四〇团的武装,逮捕朱德。

  范石生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

  朱德和陈毅带着部队连夜出发,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

  粟裕的连队随大部队于1928年农历春节前开进宜章城。队伍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特殊身份,智取了宜章城。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当地豪绅大摆筵席,欢迎

  以王楷为团长,胡少海为团副的一四〇团进驻宜章。

  宴会中,按照预定计划在席间逮捕了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地主乡绅,声明本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并宣布宜章暴动成功。

  起义军解除了县城内的反动武装,砸开监狱,释放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给贫苦群众分粮分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

  就在这一天,起义军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故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五十年之后的1978年春,粟裕重访南昌、井冈山等革命故地,老将军激动不已。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陈列柜里的军服和红领带向老将军请教:“参观者多次问到这根红领带的名称和用意,请粟裕将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解释。”

  粟裕作了这样的回答:

  起义军每人脖子上系的红领带,记得是八一南昌起义开的头,后来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沿用了这个标志。我们当时把它叫作“牺牲带”,是象征革命,表示参加起义的同志献身革命的决心。记得1928年1月下旬,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来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率领下,发起湘南年关暴动时,每个起义参加者的脖子上也都系了一条红领带。当时有许多女同志参加了这次起义,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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