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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在上海会议前夕,他们对吴法宪诱压兼施,使他向林彪靠拢,然后,就利用他来着手“收集”罗瑞卿材料。吴法宪在12月下旬,数次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软磨硬泡,想从她口里掏出叶群会上所陈述的“四条”的实证—

  —刘亚楼的“遗言”,翟云英不上他的当,于是,吴法宪便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如下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

  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材料给翟云英,要她签字,翟云英看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便又磨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也不知其所指,便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但却因内容空洞,没有受到林彪夫妇的赞许。于是,吴法宪便做假证,写成给林彪的“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这里抄录刘亚楼给罗瑞卿的复信,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看看罗瑞卿给刘的信中的大致内容:

  总长:

  4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么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
  4月15日

  真是墨写的谎言,挡不住铁的事实!林彪夫妇以“死无对证”捏造材料之行径,昭然若揭矣!

  可是,他们在上海会议后,仍然大行其道,并且越来越集中而明确。揭发材料越搜集越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于是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即罗瑞卿于1965年1月9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年4月3日在四十二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

  1.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苦心经营、广泛搜罗的基础上,林彪夫妇终于“总攻”了。在1965年12月28日至1966年1月18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们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并且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的要求。真可谓“苦心孤诣”,“兵不血刃”了。

  3月4日下午,京西会议①召开了。

  (①3月4日上午,在邓小平支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7人小组主持会议。3月4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参见《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307页。)

  1966年3月4日至17日,京西宾馆会议在北京召开。

  快过春节时,罗瑞卿一家搬回了原来的家中。关于此前、此后一段时间罗瑞卿的境况,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回忆中写道:

  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交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的会议来了。

  3月3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月4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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