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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涌起一阵阵恍然若失的惆怅、难分难舍的离情与暖融融的感觉相交织的情绪。

  队伍又开始缓缓移动了。罗瑞卿挺了挺腰板,又迈步向前。他回头招呼了小陈一下:“小陈,跟上。”

  “是,罗局长。”

  警卫员陈德先轻轻地应一声,紧紧跟在罗瑞卿的身后。他望着罗局长高大宽阔的背影,觉得罗局长今天好严肃哟。往日的罗局长是那么和蔼、平易啊。他一边缓缓移步,一边想着心思,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

  陈德先调到一军团保卫局在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以来,一直有一件事埋在心里,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但是,他又怕像刚参军时那样,因为在一次战斗后同别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结果被打成“AB团”分子,关入牢房。是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那次经历,使他一直心有余悸。来一军团保卫局后,他发现这里没有与他先前所在的部队一样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的气氛,不仅政治气氛远没有那样紧张,而且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极为融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了,消除了。在想了好几个晚上后,他在那天早饭后向罗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前,手已经扶在门上了,又缩回来。想到罗局长对他的关怀,想到罗局长说话时那张温和的笑脸,他又抬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门。

  罗局长正在读书,听到门响,抬起了头,温和的目光落在小陈的脸上:“有什么事吗?”

  “罗局长……我向您报告一件事……前不久,我母亲想叫我回家……”

  “回家做什么?”罗局长合上书,扭身朝着小陈。

  “她……她叫我不要当兵了,把枪留下,一个人回去……我……我没有听她的话。”

  “你做得对嘛!革命很坚决嘛!”罗局长一边说着,一边把小陈拉到床边,按他坐下,放低声音又说:“你母亲要你回家是要你开小差哟!”

  “她让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我不干。”

  小陈赶紧说。

  罗局长微微一笑,摇摇头:“哦,不能这么讲,凡是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在跟前。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又没有那样做,就是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

  “我当时不敢给你讲,怕再成了‘AB团’,反革命,被抓起来,关禁闭……”小陈不好意思起来,眼睛盯着脚尖。

  罗局长拍拍他的肩膀:“唉,你,小孩子不懂。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乱杀,是错误的。今后,你还怕么?”

  又一阵秋风掠过桥面,小陈从往事中惊醒,他险些要踩到罗局长的脚后跟了。那天他是轻快地走出罗局长的办公室的。可今天晚上,这气氛,严肃而沉重,他仿佛听到罗局长又吐了一口长气。

  红一军团直到午夜才全部过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

  1934年12月1日。湘江血战的第五天(最后一天)

  凌晨3点,一封保证执行命令的电报发到一、三军团。

  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长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为了贯彻凌晨3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

  * * *

  当时任一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这凝重的一幕:

  * * *

  12月1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进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驳壳枪,带领着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彼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援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面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12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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