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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年后,他曾写诗自娱:

  七律自况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

  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

  “可以,可以。”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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