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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年12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年10月13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月29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彭遨曾经是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由于他勇敢善战,又富有组织工作能力,很快成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红三军团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红三师师长。彭遨为人爽快。指挥有方,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常挂在嘴边这样一句话:“跟着彭师长,保证打胜仗”。黄克诚与彭遨共事多年,相交甚深。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师攻打建宁城,要不是彭遨,黄克诚十有八九会血染疆场。这次南丰攻坚战,红三师担任主攻,因为南丰是敌人在赣东的支撑点,守敌实力较强,红三师强攻数次,只消灭了城外一些堡垒阵地,彭遨师长见久攻不下,亲临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机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黄克诚眼前又浮现彭遨的音容笑貌,眼泪禁不住流出服眶。

  红军主力攻打南丰,连续强攻未克,彭遨师长阵亡,伤亡四百人以上,黄克诚闻讯心急似焚。

  周恩来、朱德亲临前线了解战况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红军一部佯攻,主力则主动撤围,转移到宜黄乐安一线以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设伏,取得黄陂和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全歼蒋介石嫡系三个师,俘敌达两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装备明显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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