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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封信是1979年写的,后来收在《随想录》第六章之中。如今三年过去了,曹禺仍然没有拿出东西来,守着卧床的老友,他不免感到愧疚。他依然生活在那种扯不断、剪不开的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中,任黄金般的时间流淌过去。想到这些,他又怎能不急躁,不苦闷呢!?

  从外边看来,曹禺是令人羡慕的。他有那么多头衔、那么多读者,他有那么多荣誉、那么安适的生活;但是,曹禺的心情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阿瑟·米勒就曾经在他写的文章中,表示过他对曹禺的不理解。

  事情是这样的:

  1983年春,阿瑟·米勒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来京执导他的《推销员之死》。他和曹禺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次,曹禺邀请他到家作客,作陪的有英若诚等。吃午饭时,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专册,上面裱着著名画家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他逐字逐句地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

  家宝公:

  来信收到。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约莫6月间才能转得来。事情倒不俗,只可惜空耗了时光。

  奉上拙诗一首,是类乎劳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写的。诗刊朋友向我要近作,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却说好。人受称赞总是高兴。但这诗不是好,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36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歌颂老婆的诗我大概可以出一个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还没有这么一个经得起肉麻的出版社。说老实话,真正地道的情诗、情书、情话,怎么能见得人?伟大的鲁迅特精熟此道,说是“两地书”,买的人图希奇,打开看来却都是正儿八经,缺乏爱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认真出点这种东西,且规定人人必读的话,公安局当会省掉许多麻烦,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纳·萧,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拍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如果能使你再写出20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侣霞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黄永玉谨上

  3月2日

  我还想到,有一天为你的新作设计舞台。

  永玉又及

  我还想贡献给你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点什么来!永玉又及

  这是燃烧着对朋友的热爱、极亲切又极尽激励的信,它确实打动了曹禺的心,所以他把它珍藏起来,那么恭恭敬敬,也敢于把它念给朋友听。

  阿瑟·米勒是这样写的:“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信是用行书写的,字迹凝重。在英若诚为我翻译时,他妻子、女儿、英格和我在一旁听着。当念完他那亲切的称呼,接着念那段江郎才尽的哀歌时,我想,这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在说中国式的机智的俏皮话。虽然严厉,但最后会笔锋一转,那严厉的口气也就会缓和下来。但这封信却一狠到底。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话)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阿瑟·米勒感到茫然了,居然把别人批评自己的信念给别人听,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这却真正是曹禺在混沌中的清醒和真诚。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他很少同我谈他解放后的创作,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愿提起它。随着接触增多,我越来越觉得他有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痛苦,他并不是那种沉迷于掌声中的人。我似乎感到他心底的东西,被一层又一层的东西遮掩着,但他又掩饰不住。他觉得他写得太少了,他确有着许多懊悔,几乎来不及挽回的懊悔。他没有怨谁,他怨自己,责难自己,但这又不是他个人能承担得了的。一次,谈到黄永玉给他的信,引起他的感慨:最近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他说:“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这很有启发。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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