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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曹禺的家里冷清极了。他已搬到三里屯的一个单元住房里,只有小女儿伴着。早就从朋友那里听说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他默默地为总理祝福。1月8日清晨,从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刹那间,他为这消息震昏了。当他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他的泪水流淌下来,不可抑制的悲恸,使他痛苦不已。他觉得天昏了、地暗了,人们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厄运!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唤起了人民的觉醒,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四五运动。孩子们每天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都给他捎来一些诗篇,为他描绘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一走进天安门广场,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动山摇,翻江倒海,像卷起的风暴,震撼着“四人帮”统治的大地。曹禺听孩子们低声地朗读着诗篇,他的眼睛又那么明亮了。

  但是,跟随而来的是对四五运动的残酷镇压,全国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灾人祸相伴而来,7月间,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他和小女儿,艰难地躲在一个地震棚里,过着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缠身,又是多难的岁月!他又绝望了。夜晚,他望着星空:难道这宇宙真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难道这世界真像一个黑暗的坑,任凭你怎样挣扎,愈挣扎便愈深地陷落在绝望的泥沼里?!难道真的逃不出这大地狱了吗?!

  他没有料到,大概许许多多人都没有料到,一切又来得这么快!毛主席逝世不到两个月,一夜之间,便又天翻地转了。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

  曹禺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日子时说: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儿很晚回到家里。她一进门,径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是的,他终于逃出了大地狱!他终于熬过了那十年的悲惨岁月!

  【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祖国又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此时,曹禺历尽浩劫之后,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尽管他体弱多病,但是,那种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唤起他百倍的热情和精力。曹禺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觉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他曾向访问他的记者表示,他“要赶快写”,“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文艺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他怀着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和热爱,写下了一系列的纪念文字。《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鞭策》(《人民戏剧》1977年第1期)、《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收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献给周总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诗歌《难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艺》1977年第2期)等。

  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发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报》1977年12月7日)、《“黑线专政”论抹煞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人民戏剧》1977年第12期)。《“从此剧开了新生面”——看京剧<逼上梁山>》(《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2日)一文,对江青领导的所谓京剧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纪元”的妄说,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对一些话剧重演和新剧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过《龙须沟》、《最后一幕》之后,都写了文章。特别是《丹心谱》和《于无声处》这两部新戏,他给于倾心支持。宗福先随剧组来京,曹禺同赵寻一起同他座谈,肯定剧本,满怀期望。

  繁忙的活动又开始了,应接不暇的种种接待,不得摆脱的各种会议。他忙碌,但他高兴。忙碌中他又准备着新的创作。197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期间,他拜访了许多老科学家,同他们谈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写一部科学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未能完成,只写出一篇散文《攻关的人们》,在《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5日刊登。

  4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雄伟光辉。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从大洋彼岸来访的美籍华人赵浩生,应邀参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等人。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赵浩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这样描写曹禺的: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过去十几年,人们耳边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咽,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多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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