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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3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安眠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3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天天叫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

  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杨朔的《雪浪花》的评论。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我一下子还解释不出来,我说是很巩固的意思。他说,你的解释是反动的。就这么一个小孩子,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他说,下次还要来。那个年月,连小孩子也像着了魔似的。还有令人恐怖的事。他家有一个老式的电话机,挂在墙上,一个受话筒,一个传话筒附在机身上,电话铃露在外边。一天,全家正要吃饭,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方瑞接的,要叫曹禺来听电话。他接过电话,说:“我就是曹禺。”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连珠炮似的叫骂:“你这个王八蛋!你个狗日的!你他妈的……”“不准你放下电话;你要放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从电话里还传来一群人的哄笑声。从打电话人的口音,知道是天津人,足足骂了一个小时,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饭。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个时候,电话又来了,还是那帮人,又足足骂了一个小时。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这样折磨着他。方瑞不要曹禺去接电话。这样一个人换一个人地骂,什么道理也不讲,祖宗八辈地骂大街,实在欺人太甚了。经常这样,他们也终于想出了一种抵抗的办法,把电话铃用棉花塞住,再打来电话,铃就不响了。这样,他们又怕找上门来,但终于没再找上门来。曹禺说: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

  晚间,是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我懂得这不能马虎,不能写错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但是,你写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就骂你不老实,逼着你,打你!记得上海来一些造反派,让我写外调材料。他们不满意,就让我读“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错了,又是打又是骂。“滚蛋!走!”“明天再写不出来,饶不了你!”本来他就有心脏病,神经衰弱,哪能经得起这样的精神折磨。文艺界的朋友,一个一个落了难,一个一个被揪斗,老舍先生自杀了,远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帮”揪斗的重点。那种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使他痛苦极了。

  说来也怪,等他被关进“牛棚”,和赵起扬等人关在一间破旧的澡堂里,渐渐地也熬了过来。居然,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在熄灯之前,几个“牛鬼蛇神”也能说说笑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互相慰藉着,鼓起生的勇气。方瑞拖着个病身子,挤着汽车,带着一些东西去看望他,这也给了他许多安慰。曹禺说: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她的爱都贡献给孩子,贡献给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却很镇静。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药过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真是够她支撑的了!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讲理,讲人情。一个烧锅炉的老王,对我的两个孩子说:“你们没错,你们是中国的希望。你爸爸是个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会总是这样惨的。”在那时候,能听到这些话,对孩子,对我都是莫大的安慰。1968年,整个社会掀起了所谓大批判的高潮。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种各样的小报、刊物,从刘少奇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是批判的对象。曹禺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份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编辑的《文艺革命》(1968年第5期)“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这是难得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吴祖光赠给曹禺的,在杂志上他还附了一封短信:

  家宝兄:

  此物可命子子孙孙永宝之。

  祖光赠

  1986.10.15

  可先看看这本批判曹禺专号的目录:打倒反动作家曹禺……本刊评论员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

  ——批判反动剧本《雷雨》……红卫江中国赫鲁晓夫与《雷雨》……多奇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剖析大毒草《日出》的反动本质……井岗松砸烂曹禺为蒋贼树立的“纪功碑”——《蜕变》……千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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