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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处于一个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上,无论走到哪里,美丽的风景区,幽雅的小城,临海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铁丝网拦起的美国兵营,美军住宅和绿色的军用仓库。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在飞机场上空整天响着喷气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这种景象,使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停泊着长串的美国军舰,上海滩上随处看到飘扬着美国星条旗。此时此刻,使他百感交集,汇成一个心声,一种感受,那就是对新生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却很少提到美帝国主义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也很少谈起美军在日本横行霸道的事实。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多达300多个,在这些基地周围浸透着日本人民的血泪。日本人民是愤怒的,冲绳岛上农民代表的愤怒的抗议,美军在伊江岛强行占地,把日本人民唤醒了,化为民族的愤怒吼声。

  他深深感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进步的新中国的可贵。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记得不过是七八年前,‘中国’这两个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仅仅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国土,是一个原料和商品的市场,只可以供资本家们压榨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芦子湖畔面望祖国的时刻,却从心中发出:‘哦!我的祖国,我是多么想念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名字!”

  在日本期间,他得以会见日本戏剧界的朋友,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为了迎接曹禺的到来,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介绍曹禺的随笔,把曹禺称为“中国话剧界首屈一指的人”。接着久保荣著文,记叙了他和曹禺的会见。临别之际曹禺提笔留念,写了唐诗中的“文字因缘骨肉亲”,久保荣被这诗句深深地感动了。尤令曹禺感动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老人的会面。曹禺回忆说:这一次使我倍感幸运的是,我访问了已近80岁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阳光下,他的孙女扶看他出来见我,老人家还为我写了字。至今我仍看见他满头的银发,和悦的面容,听得见他清楚的声音。1935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为我的《雷雨》日译本写的序。我终于能够当面向他表达我深情的感谢了。

  秋田雨雀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一直关心中国的话剧,在尾崎宏次编的《秋田雨雀日记》中,记录着他亲自观看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桥》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对日译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终于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谢意,向老人做了当面的表达,这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会见。

  同日译本《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的会见,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坂普林斯饭店看望曹禺,这使曹禺格外感动。曹禺应影山三郎的恳请,书写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还精心保存着这充满友谊的手稿。下面是从这手稿中摘录的几段:一位读者,为了同新中国来的作家会面,从横滨一直追到长崎,又返回大坂,还未能相见,最后才在东京同我相见。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来回跑这么远的路,是为了和您见面,表达祝愿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长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馆给孩子们写了封信。写了《原子弹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爷没有死(中国的孩子们,看了日本演员龙泽修氏饰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伤心),那个人还活着。……那个人非常勇敢顽强地活着,而且很喜欢中国人。

  凤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丽的姿态得以新生。亲爱的日本朋友,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叫寿美子的姑娘,在访问中每天伴着他们,从而相识了。曹禺回国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天真纯洁的姑娘,还特意写过《致一个日本姑娘的信》。寿美子曾经向他倾述她的心声:“我需要温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绝望”。年轻轻的,却是满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给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励,欢迎她到中国来。

  曹禺是幸运的。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在文学艺术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都未曾碰到他的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对他颇多爱护;另一方面,他确是真诚地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他真诚地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一切都不会错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热烈称赞,而且获得第一届话剧会演的剧本一等奖。从1954年起,他的旧作又开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雷雨》,继之,《家》在上海公演,到1957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个高潮。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关心着他的创作和剧本的演出。刘少奇在怀仁堂看过《雷雨》后,连声称赞“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来特别关心《北京人》建国来的第一次公演。据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记载,周恩来同志因接待外宾来得较晚,特意请剧组把“天塌了”这场戏再重演了一遍。“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话,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又说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人,理解很深。总理还谈到封建制度的罪恶,说公演这出戏,有教育意义。”他的旧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陆续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剧本选》、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家》,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雷雨》和《日出》的单行本,并附上原版的序和跋。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情舒畅。的确,在反右斗争前夕,在我国文坛上确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自由舒畅的气氛。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5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甚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他还涉足不深;而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则把他直接驱向斗争的前沿。从1957年7月开始,他写了一些文章对右派进行批判,而且在一些会议上发言。他是怀着对党深信不疑的态度,凡是党组织让他做的,他都去做了。他也感到这场斗争的暴风雨来得这样迅速,这样猛烈,似乎也未容他有多少思考的余地,就赶着催马上阵了。如今提起这些事,他总是有一种负疚自责的心情,他曾对我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我说:“那时候,一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有当时的历史情势”)。他很沉痛地说,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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